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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改革新動向
早些前，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張春生就縣、鄉兩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問題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在人大代表構成中，老闆數量不能多，官員代表數量也不能多。這番話儘管沒有引起媒體多大的關注，但值得仔細考量，它既反映出中國人大代表制度中存在的問題，也透露出了胡錦濤、溫家寶領導層關於人大制度改革甚至是政治改革的一個方向。
就問題方面來說，近年來，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已經占了太重的比例。這種現象不僅存在於基層的縣、鄉級人大，也存在於省級人大甚至全國人大。這種現象的存在表明，人大制度的社會代表性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需要加以糾正。就人大改革的方向乃至政治改革的方向來說，在今後一段時間，來自工人、農民和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大代表的比例應增加。
利益代表平衡成問題
儘管中國沒有西方議會民主那樣的代議制度，但利益表達機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是中國政治體制中最重要的利益表達或政治參與機制。從理論上說，各主要社會群體都應有自己的人大代表來表達自己的利益，影響政府的決策。的確，從表象上看，人大的確由各社會階層的人士組成，但一旦落實到操作層面，利益代表往往是有問題的。
人大代表制度建立以來，一直就沒有解決好人大的&ldo;社會代表性&rdo;這一問題。在毛澤東時代，人大過重地體現出其階級特性。在各級人大代表中，工人、農民是主體，因為從理論上說，工人、農民是中國的領導階級。但是這種代表構成並不意味著工人、農民擁有真正的政治權力。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尤其在&ldo;文化大革命&rdo;期間，人大制度基本上處於停止運作的狀態。
改革開放後，知識分子變成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人大代表中的知識分子代表遽然增多。知識分子代表的增多表明這個社會群體更能把自己的利益反映在政府的政策中。再者，這種變化也表明立法的需要。立法需要專門的知識，知識分子當然就成為重要一員。還有一個變化就是幹部數量的增多。在80年代，人大經常成為安置離退休幹部的重要場所。9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在職幹部也在人大系統任職。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非國有部門的興起，企業家階層尤其是私營企業家階層開始在中國社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因為政府的各種經濟政策影響他們的利益，這個階層自然有參與政治的強烈要求，人大系統成為他們參政議政的一個重要渠道。為了回應這種需求，執政黨提出了&ldo;三個代表&rdo;的理論，把企業家參政加以合法化。&ldo;三個代表&rdo;理論提出後，企業家階層參政幾乎成為一個潮流。有主動參政的，也有被邀請參政的。結果，從中央到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以及政協系統）中，企業家代表的比重越來越大。當然，在&ldo;三個代表&rdo;理論下，也有越來越多的社會名人，例如演藝人員，變成了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企業界人士的增多，加上本來比例就很高的官員，給外界一個非常特別的印象：一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協&ldo;兩會&rdo;成了官、商的大聚會。中國政治也給人一種&ldo;官商一體&rdo;的感覺。
社會群體須有公平比例
其他社會階層比例增多，工人、農民的比例自然減少。這種情況如果持續下去，就會出現很多問題。在工人、農民還是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如果他們的利益得不到正常渠道的代表，無論社會正義還是政治社會穩定，都會失去社會基礎，執政黨的執政能力更會成為問題。
近年來，在&ldo;以人為本&rdo;的政策導向下，政府各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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