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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甚至包括郑国都对晋国表示服从，而楚国的从属国只有陈、蔡、许三个规模较小的国家。弭兵会议后，这些国家纷纷向楚靠拢，再加上作为附庸的邾、郯、莒等国家，晋国在中原的影响反而降低。可是晋国之所以答应这一条件，正是因为国内卿族当政，政出多门的隐患即将爆发。
和其他诸侯国公族当政的情况不同，晋国的权力一向掌握在卿族手中。所谓“公族”，指的是历代国君的后代，而“卿族”则是异姓贵族。晋国由于之前经历了大宗和小宗的吞并战争，以及晋献公时期的骊姬之乱，晋国的公族早已不复存在，转而由卿族掌权。卿族的势力愈发强大，国君权力逐渐被架空。这一趋势在弭兵会议之前就已经出现，后来更是因为卿族之间的争权夺利而屡屡导致内乱，晋国国势随之衰落下去，但卿大夫的势力却雄厚起来，到春秋晚期，形成了“六卿”当政的局面。
齐国的情况，同晋国颇为类似。弭兵会议之后，齐国旧贵族高氏和国氏由于内乱，原本已经衰微，但新兴的崔氏和庆氏由于屡屡弑君作乱，也很不得人心。此时由陈国流落到齐国的陈氏（即田氏）趁机收买人心，壮大起来，他们联合鲍氏等卿族，将公族中发动内乱的栾氏和高氏镇压，又取得公族的支持，逐渐成为齐国一家独大的贵族，为战国时期陈氏代齐奠定了基础。
鲁国的情况比较特别：鲁桓公的后代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世袭国政，逐渐架空了鲁国国君，可是到后来，各公族中的家臣却又逐渐兴起，形成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郑国后来由郑穆公的后代专权，合称七穆。但七穆中的子产却是一位开明的政治家。至于宋、卫两国，虽然君权较强，但大夫势力也不断掀起内乱。总的来说，随着弭兵会议的举行，各国内部的政治局势为之一变，贵族政治逐渐集中，成文法也先后颁布。这两点进而导致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更，将历史推入了春秋晚期。
卿大夫势力的日渐强大，是晋国建立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赵氏、郤氏以及栾氏和中行先后执掌国政，对君权构成了极大危险。此问题不仅在对外政策上影响了晋国的决策，导致了晋国接受了不利的弭兵条件，在国内政治方面也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九月二十六日，赵盾“弑”君，赵氏卿大夫在朝中不可一世。景公之时，诛杀赵同、赵括，赵氏力量被极大削弱，但赵武重立之后，赵氏的势力又渐渐恢复起来。
而至于厉公时期，公族卿士中力量最强的是郤氏，郤锜、郤准、郤至，叔侄三人共列八卿，家族势力达到鼎盛，朝中诸卿无不惊惧。而鄢陵之战后，三郤自以为在晋军大败楚军的过程中立下了盖世奇功，更是煊赫不可一世。而郤氏力量的强大，直接威胁到了晋厉公的统治，鄢陵之战后，晋厉公便一直图谋除掉这些强横的士大夫，代之以自己的亲信部下，尤其是自己诸多宠妃的兄弟。
厉公其中一位宠妃的兄长名叫胥童，此人因父亲胥克为郤氏所废而深恨郤氏，欲除“三郤”而后快。而厉公的另一位大臣栾书也因为郤至在鄢陵之战中没有采纳自己的计策而打败楚军而心生怨恨，于是重金贿赂楚国，令其欺骗厉公说鄢陵之战乃是郤至为了迎立公子周而串谋楚国发动的，只是因为其他盟国尚未准备好才没有成功。栾书并且设计让郤至到周京与公子周相见，这让原本就对郤氏心怀疑忌的厉公更坚定了除掉这一家族的决心。
而由于郤氏一族平日十分骄横，晋国朝野中对其怀有怨恨的人很多，晋厉公指使胥童、夷羊五、长鱼矫带领八百名兵士夷灭三郤，胥童并且趁机逮捕了中军元帅栾书和中行偃等人，要求厉公一并诛灭这些在朝中掌权已久的卿士大夫。而厉公此时偏存妇人之仁，表示不愿因一己之私而杀害更多人，于是释放栾书、中行偃并派人进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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