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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伟大的幅军起义被我们的军队镇压的差不多的时候，突然两湖地区和黔桂地区的奏折快马加鞭的就到了。我本来以为两湖地区以及黔桂来的奏折有绝大一部分都是报告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情况如何如何，所以一点心理准备也没做。打开一看，上面的奏折用了几个大字写：“湖南黔桂一带地域苗民反叛。”我顿时惊了，什么东西！刚刚幅军平下去了，这个苗民又起义了，一天天的什么也不干，就光起义和反叛去了。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苗民的总体是苗族，那么苗族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呢？这也就得上溯到南宋时期开始用官职来笼络各族首领，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许多土官都受到封赏，后来成为大大小小的土司。其实这苗族同胞们在唐宋时期其实就是给中央政府耕种纳租的，而到了元、明时期，苗族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已相当发达。明朝中央政府于弘治十五年（1502）在湖南城步苗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其他地区开始派遣流官。苗族地区地主制度的兴起，又使以领主制度为经济基础的土司政权受到削弱。封建王朝对土司的限权，又使土司制度走向衰落。到明末清初，其他苗族一些地区开始改土归流，使地主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但湘西的腊尔山区、黔东南雷公山和古州山区，仍处于“无君长、不相统属”状态，被封建王朝统称为“生界”。其社会发展仍处于农村公社末期。所以苗族的总体生产力是处于一个滞后的状态，加上苗族在上古时期多以养蛊和巫术为主，十分信奉这些习俗，所以导致了他们处于一种未开化的时期，没有接受到中原地区的文化，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但肯定的是，苗族的一些文化习俗是落后愚昧的，所以，他们是处于夷的一种情况下。
而到了清世宗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以后，对封建领主的瓦解和地主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对“生界”的武力征服，造成了苗族人民大量伤亡，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随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兼并和财富的集中日益加剧。乾隆年间，湘西已出现拥有一二千石谷子的大地主，至嘉庆年间，已出现了七八千石谷子的大地主。封建领主制到这时才基本上消亡。苗民替人耕种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在两湖和黔桂地区的官僚和地方财主以极度的剥削来苗族人民来达到自己的贪婪奢欲，贫困至极的贵州农民，往往流离失所，生活陷入绝境。使得许多村镇群众“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得一粟入口”。种种社会矛盾的交织与激化，势必将乾、嘉以后尚未完全熄灭的斗争余烬点燃，引发一场空前的起义风暴。
而且这个时候的苗民起义其实是有前车之鉴的，那就是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苗民起义，也是延续了乾嘉两朝才被平定下去的，波及范围广，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斗争精神代代传承了下去。随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苗民起义被镇压以后，第二次在四五十年后独山地区发动了第二次苗民起义，三月，杨元保在独山率众起义，义军一度发展到数千人，曾聚众攻打独山县城。这场起义虽在清军的镇压下遭到了失败，杨元保也壮烈牺牲，但却揭开了道光年间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同年八月，由舒裁缝、杨龙喜领导的黔北农民起义爆发，义军不仅先后攻占九坝、桐梓、仁怀等地，还建立了“江汉政权”。这支义军在坚持斗争8个月后，被黔、川清军联合镇压下去。
而且不仅如此，这个苗民的起义带动了另一个起义部队叫号军，又称为教军，是白莲教支派灯花教传入贵州后组织起来的队伍，因成员以头巾为号，故被称为号军。号军是贵州各族农民起义中声势最大的一支，按头巾颜色不同，又有红、白、黄、青等号军之别。红号军首领徐廷杰、梅继鼎三月率众起义，活动区域主要在黔东北一带，曾先后占领铜仁等多座县城，一度攻入湘西，并联合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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