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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加强学校劳动教育，乡村日常生活重新出现在乡村学校的教学话语体系中。
在中国社会快速变革的一百年中，乡村小学和乡村社会在异化与回归之间往复震荡、曲折发展，逐渐完成了对原有村校断裂关系的扬弃，在文化层面重新建构起学校和乡村互融互通的对话性关系。这段历史轨迹背后的动力机制是现代性扩张带来的脱域和反思性的兴起。
尤其近二十年左右，随着老一辈的教师基本上退休，乡村中小学校的大量撤并，仅我们乡镇就撤并了十所乡村小学，也超出了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围。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教育呈现一种萎缩的景象。这里有两组数据值得我们关注。一是教育部的统计数据。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为所，2009年为所，减少学校数合计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数为64所。二是2012年11月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指出，2000年到2010年，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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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组数据得出的结论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大规模学校撤并的结果是，农村小学距离学生家的平均距离为5.4公里，这背离了国家提倡的小学生“就近入学”的原则。农村初中距离学生家的平均距离则远至17.47公里。
具体来说，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乡村中小学撤并之后，乡村中小学不仅从数量上大为减少，而且从完成国家基础教育的使命来说，乡村教育很难发挥其应有功能。
一个普遍公认的事实是，中国的乡村教育逐渐告别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小学不出村（自然村），中学不出队（即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高中不出社（即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的传统格局，而出现一种十年前的“城挤”、“乡宿”、“村弱”，直到最近的“城挤”、“村弱”的格局。简言之，解决儿童就近入学的“一村一校”模式从此进入历史。
因为出于安全风险等因素的考虑，实际上，不少乡镇学校已经取消了住宿制度。即使是县城的中学，除了那些在县城有房产的农村家庭的子女入读，其他农村父母亲都是通过租房来陪读，不少学校的住宿生寥寥无几。大量农民子弟都通过买房、租房等方式涌入到县城上学，乡村学校在加速衰落。
要真正扭转萎缩中的乡村学校，就必须了解：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乡村学校遭遇了哪些难题？为何这些难题存在的时间如此之长？
最近二十年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加速，乡村中小学的发展遭遇了重重难题。将这些难题概括为乡村中小学遭遇到的“四化”，即：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生源问题；快速城市化造成农村适龄儿童外流问题；日益严重的教师老龄化造成教学质量问题；教育管理的地方化造成乡村中小学撤并问题。这“四化”的存在，极大加速了乡村中小学的萎缩。一旦前面“三化”遭遇“地方化”，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更为严重，难以逆转。
对这一代青年人来说，城市化是一个高度不可逆的过程。他们自己不愿意回到农村，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不愿意子女在农村读书。城市给了他们无限想象的空间和可能。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在城市里上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县城里上七八十人一个班的学校，也比在乡下上中小学要强。这就是年轻一代农民工父母的基本态度与认知。
再次，日益严重的教师老龄化造成教学质量问题。乡村学校萎缩的一个直接表现是，乡村教师的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教师的老龄化既加速了乡村学校的萎缩，又是乡村学校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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