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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明朝正式迁都。仅仅过了两三个月，他们在雄伟的宫殿里屁股还没坐热呢，一场突如其来的雷火将奉天、华盖、谨身等三大殿化为灰烬。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在眼前，真令人痛心。
每当这种大的灾害发生的时候，不管信与不信，封建帝王都必须诏求直言，甚至下“罪己诏”。在这种场合，不管下面的官员提什么意见，君主都不应降罪。
因为，在当时士大夫的心目中，这是天降灾异以警醒统治者的一种征兆，必须群策群力，以期及时补救。
尽管永乐皇帝心中苦闷，他也不得不履行这种职责，按规定下诏征求针砭时弊之言。没想到，一场轩然大波由此拉开序幕。
一部分官员借此机会对迁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贸然将国都迁到北京，违反了祖制，这才引发了三大殿的大火之灾。显然，在今天看来，儒家这种天人感应的言论难以服众。
那这些不同的声音是否都是错误的呢？
为此，我们需要了解反对者还有哪些意见，才能对此做一个更全面的考量。
他们的另一个观点又回到了经济的问题上来，这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我们前面提过，明朝时期，南方的经济已经远远超越北方。原来的京师应天正处于富饶之乡，有坚实的经济后盾。
迁都之后，面临的是一个长年累月的南粮北运难题；而且，粮食北运需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耗费巨大，给国家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
想来，他们的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
所以，上疏反对的官员也言之凿凿，振振有词。其中，主事萧仪的言论尤为尖锐。
朱棣一怒之下，将他处死。皇帝的这一举动令所有人大为愕然。
不是御诏求言吗？按照皇上的旨意上书言事，也要搭上一条命？
显然，这所谓“修省求言”，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说说而已；萧仪脖子上被砍上的那一刀就是赤裸裸的恫吓。
非得要用暴力的手段来封住别人的嘴吗？难道迁都北京真的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其实不然。
朱棣应该相信他们两代人漫长的国都求索之旅的成果。
终明一代，其所面临的敌人主要是“南倭北虏”。也就是，在南方朝廷所要对付的主要是倭寇之患，这在明朝中后期影响较大。而在北方，从明初开始，最叫人抓狂的莫过于蒙古骑兵的骚扰。
故而，这爷俩总想把都城迁到北方的行动显然是具有较高的战略眼光的。
当然，这样反复的辩论意义并不大，事实胜于雄辩。那历史的发展最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
尽管北京成了一国之都，天子守国门，但在明代历史上，蒙古人仍然两次突破长城坚固的防线，兵围北京。
这两次国家紧急状态分别出现在正统和嘉靖年间，都引起了国人极度的恐慌和激烈的北京保卫战，结果怎样呢？
北京既然是国家心脏，当然不容有失，军民皆表现出来誓死保卫的决心，可谓众志成城。另外，其城墙之坚、城防之密亦是国内其他任何一座城池所无法比拟的。
最终，蒙古骑兵始终无法再进一步，攻进城内，最多也只能在城外洗劫一番，弃城而归。
试想，如果北京不是国都，在万里长城这样重要的防线被突破之后，谁还有决心去死守？
而失去了长城这道屏障，辽东、宣府等“九边”防线上的相关城池也难以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方骑兵不断冲击，估计北方亦危。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前车之鉴的。
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其中一个割据政权把包括北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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