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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属浩大工程，可以想见所“费”之“人工”数量之巨大。然而，在郑国“为间”的真实意图暴露后，秦人的反应耐人寻味。有学者以为:“秦人对经济的重视、对水利的重视、对实用技术的重视，超越了政治偏见，这体现了秦人具有很强的科学精神、开放意识和宽阔的胸襟。”[3]这一论断具有历史合理性，值得相关研究者重视。
如果联系“渠就”实际造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客观效果，可以看到秦文化中注重实际效用的功利主义倾向，这一实用理念也体现在对待别国“间”的处理上。《史记·李斯列传》也提到郑国渠事件:“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2]2541韩人“间秦”事件引发秦国上层统治集团对于“客”的真实身份及其意图的空前争论，竟然导致“一切逐客”的激烈后果。《资治通鉴》将“逐客”之议系于始皇十年(前237):“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4]216所谓“游间”，胡三省注:“谓游说以间秦之君臣。”可以推想，类似韩人郑国以“间说秦”“间秦”为使命的“间”者活动在秦国可能是较为普遍的存在。尽管将“诸侯人来事秦者”一律视为“为其主游间于秦”而实行无差别的“逐客”措施固然可能有些反应过激，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在秦活动的“间”者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
关东六国为了达成合纵反秦之目的，不仅在军事、外交上结为联盟，而且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大量的侦察与间谍活动。特别是与秦为近邻的韩、赵、魏三国，采取了多种方式以求“弱秦”和“间秦”。
赵国之所以能在战国后期与其抗衡一时，也与一批善用间谍的名将有关。例如，赵奢巧妙利用“秦间”传递假情报，“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2]2445又如，李牧“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故能屡次“击破秦军，南距韩、魏”。[2]2451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将白起趁势进击，韩、赵两国危在旦夕。于是赵国派苏代离间白起与范雎的关系，不仅成功地使秦国暂时罢兵，还使两人互生嫌隙，甚至间接导致了后来白起被赐死。
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擒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郉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2]2335—2336
苏代能够成功说动秦相应侯范雎，“厚币”是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点明“武安君必为三公”并反问“君能为之下乎”则体现以言辞离间的巧妙。故范雎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秦因此撤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此后，白起因与秦王意见不合，对多次征召都以病推辞。秦王与应侯范雎等商议，决定令其“自裁”。有论者以为白起之死固然有其复杂性，但赵国间谍的离间活动确曾起到重要作用。(2)征诸史实，应当承认这一观点具备一定历史合理性。
魏国本有“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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