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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制的废除，虽然使皇权得到了加强，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天下大小政务皆决于皇帝，大大增加了其工作负担。自从废了丞相后，朱元璋每日要处理奏章有两百余份，涉事四百余件，从早忙到晚，真可谓头顶星星去，身披月亮归，每日仅能休息两个时辰左右。亏得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长大后从军，身子骨硬朗，否则还真抗不住。饶是如此，朱元璋还是在废除丞相不久后，便设立了四辅官（正三品），协助处理繁多的政事。但是这些被选为辅官的耆老宿儒，虽然学识渊博，但是在政务处理上却不擅长，而且体力、精力不足，不能担当重任，没过多久就纷纷致仕。四辅官的设置仅仅持续了一年便告终结。
但是皇帝的负担还是得减，否则就算是铁人也经不住如此高的工作强度。于是，洪武十五年，设置了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以及东阁等大学士，后又设文华殿大学士辅导太子，皆为正五品。由于朱元璋太过勤政，事必躬亲，这些大学士对于朝政并无决断之权，只是作为皇帝的顾问，提供咨询。
朱棣继位后，提拔了解缙等人为大学士，使其开始参与政务，内阁也从此成了常设机构。但是，内阁中的大臣却都是一些六、七品的小官，诸如侍读、编修一类的翰林官，实权远不及六部尚书。但是作为皇帝的私人咨询机构，常常在散朝后被皇帝召集起来商讨国家大事，办理机要事务，必要的时候还充当皇帝的喉舌，其权势也不容小觑。不过永乐年间的奏章都是由朱棣亲自批阅，阁臣仍无权过问。
而后朱高炽（洪熙）、朱瞻基（宣德）二位，进一步提升了内阁大臣的地位，由五品升为三品。加之“三杨”实乃干才，都掌握了实权，身居尚书之位，从此内阁大臣就成了朝中重臣。特别是朱瞻基创立了票拟制度之后，阁臣的权力得到了再度加强，隐隐居于六部之上。所谓票拟，就是阁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以小纸条贴在奏折之上，供皇帝参考之用。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皇帝已经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了阁臣，内阁大臣可以处理国家大事，掌握实权。阁臣的票拟往往都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作为敕旨颁发全国。如此一来，内阁通过票拟制度取得了国事处理权，形成了对六部的优势。而且，为了配合阁臣处理奏疏，内阁机构从光杆司令变成了下辖诰敕房、制敕房，拥有数名中书舍人的完备体制。朱厚熜（嘉靖）在位期间，更是将内阁大臣的朝位班次列于六部之上，内阁取得了对六部的全面压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内阁首辅大臣就有点儿丞相的意思了。不过，深究内阁形成的原因，其出于皇帝的授意，在皇权的庇护下运作。虽然内阁取得压制六部的优势地位，但是六部并不隶属于内阁，个别的六部尚书还可兼任阁臣，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就更谈不上从属了。内阁大臣既然是皇帝的顾问，那么其权势的大小全凭皇帝的好恶，亲则权盛，远则权衰。一旦出现了皇帝更亲近、更倚重的群体，阁臣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恰恰这个群体一直围绕在皇帝身边，只不过在明代尤为突出——宦官（司礼监）。
但是由于朱元璋的限制和严格约束，洪武年间的宦官内侍只是充当服侍人员，并没有接触过朝政，“批红”大权更是连影子都没有。朱标心里想着这个事儿，眼下便宜老爹做得很不错，他没必要插一手。待到自己继位，只要把限制宦官的意图推行下去，形成制度，压制这一群体即可。宦官为祸，从秦之赵高到明代魏忠贤，着实不少，但是有清一代却一个没有，比较出名的也就是李莲英了，但完全没有前代的权势。从这个角度讲，宦官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朱标认为此事不急于一时。
再回到文官的问题上，眼下的洪武三年正月，中书省尚在，以宣国公李善长为左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右丞相。胡廷瑞、廖永忠、李伯升（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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