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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就是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流寇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个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追剿为主，防守为辅。
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地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击起义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
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兵力作为主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
又在每个府州县增加乡勇团练，死守地方，封锁流寇流动，增兵数为府一千，州七百，县五百。
这样四正六隅，每个城池，每条道路全部连为一体，全力封锁，象一张大网一样，网住流寇，是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从表面上看，杨嗣昌“张十面之网”的部署似乎非常严密，大有“滴水不漏”之势。但是这张网，它缺银子，没银子，一切无从谈起。
流民军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战，实力和作战经验都已大大提高，杨嗣昌规划的“十面张网”根本就没有成型过，就是个样子罢了。
杨嗣昌为了实现一举荡平流寇，建议增兵十二万，具体方案是：
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五千，承天祖陵官兵五千，各坚守不动；陕西三边总督官兵三万，总理军门官兵三万，作为追剿起义军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兵各一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一万五千。
兵增加了，饷自然也得随着增加。按杨嗣昌计算，十二万官兵中，步兵七万四千名，每名每天发给饷银五分，一年共需银一百三十三万二千两；马兵三万六千名，每名每天支饷银、草料银一钱，一年共需银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两，两项合计共需银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两。
后来经过户部尚书程国祥计算，这个饷额只够供十一万名兵员之用，还需增加一万名官兵的饷银十八万两，总计筹饷二百八十万八千两。
在当时民间困难重重时，要筹集这样一笔庞大的军饷，办法只有让皇帝、亲王、勋戚和大官地主拿出银子来。
然而此路不通，先皇帝在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召对大臣时说道：“去岁谕令勋威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
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
他说：“贼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钱粮若不出于民间，就该发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虚。因粮与加派无异，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
崇祯没钱，皇帝叫穷，勋戚和乡绅也抗拒不捐，增加的兵饷就只有全部压到髓乾血尽的贫苦农民和军户身上了。杨嗣昌的建议，这二百八十万两银子的主要来源是按田亩加派。
在这以前加派的方法是根据卢象升的建议，凡缴纳地亩粮税在五两以上的加征若干。这种方法称之为因粮，其特点是由纳税粮多的地主承担加派。
卢象升的建议多少考虑到了当时的实际状况。他明白，农民们之所以纷纷起义是因为无以为生，再要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银钱，势必驱使更多的人参加起义。
杨嗣昌作为官僚地主的代言人，坚决反对这种“分别贫富”的“因粮输饷”，主张不再区分税粮多少，按田亩一体加征。
他说：“因粮输饷，前此卢象升奏行一年，不能应手。良由宦室富民从来飞洒、诡寄，以避大户差徭，如今欲分贫富，其事甚难，只分得个巧拙而已。”
皇帝急于把流民起义镇压下去，能拿到养兵的银子就不计后果，立即同意杨嗣昌的建议，一律按亩均输，这便是改因粮为均输。
后人评价此策无异于“饮鸩止渴！相当于在一个病危体弱的人身上下了一计猛药。”
当时也有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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