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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有一个朋友，肌肤白净举止斯文，多年前是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当时有个女大学生慕名而来，一见面却大失所望，说他脸上怎么连块疤都没有？于是扭头而去，爱情的火花骤然熄灭。
认为英雄脸上必须有一块伤疤，这很可能是英国小说《牛虻》在作祟。由此看来，很多人的血管里是流着小说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小说来设计和操作自己生活的。于是，贵族可能自居聂赫留朵夫；罪犯可能自居冉·阿让；丑女们可能争当简·爱；美女们可能争当薛宝钗或林黛玉。文学曾经塑造了很多人的履历。
同样道理，六十年代的很多青年争着穿上旧军装往边疆跑，而九十年代的很多青年争着穿上牛仔装往股票市场跑，这并不是前者与后者的自然属性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都得吃喝拉撒，活得彼此无大异。至于热情和兴趣迥别，那只能是文化使然。他们的用语、习惯、表情格式以及着装时尚，不难在他们各自看过的文学或者影视片里，找到最初的出处和范本。
文学的作用不应被过分夸大。起码它不能把人变成狗，或者变成高高在上的上帝。但它又确确实实潜藏在人性里，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人和历史的面貌。比如在我那位朋友的崇拜者那里，它无法取消爱情，但能为爱情定型：定型为脸上的伤疤，定型出因此而来的遗憾或快乐。
二
从人身上读出书来，是罗兰·巴尔特最在行的活。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从“自然”中破译出“文化”。他是个见什么都要割一刀的解剖专家，最警觉“天性”、“本性”、“自然”“本原”等等字眼，眼中根本没有什么初原和本质的人性，没有什么神圣的人。解剖刀一下去，剖不出肝肚肠胃，只有语词和句法以及文化策略，条理分明来路清楚并且充满着油墨和纸张气息。他甚至说，法国人爱酒不是什么自然事件。酒确实好喝，这没有错。但嗜酒更是一种文化时尚，一种社会团结的隐形规范，一种法国式的集体道德基础和精神图腾仪式，差不多就是意识形态的强制——这样一说，法国人酒杯里的意识形态还那么容易入口？
面对人的各种行为，他革命性地揭示了隐藏在自然中的文化，但不大注意反过来从文化中破译出自然，这就等于只谈了问题的前一半，没谈问题的后一半。诚然，酒杯里可能隐含有意识形态，但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选择了酒而没有选择稀粥？没有选择臭污水？文化的运行，是不是也要受到自然因素的牵引和制约？这个问题也得问。
事实上，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几千年来单性繁殖自我复写来的，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凡有力量的作品，都是生活的结晶，都是作者经验的产物，孕育于人们生动活泼的历史性实践。如果我们知道叔本华对母亲、情人以及女房客的绝望，就不难理解他对女性的仇视以及整个理论的阴冷。如果我们知道萨特在囚禁铁窗前的惊愕，就不难理解他对自由理论的特别关注，还有对孤独者内心力量的特别渴求。理论家是如此，文学家当然更是如此。杰出的小说，通常都或多或少具有作家自传的痕迹，一字一句都是作家的放血。一部《红楼梦》，几乎不是写出来的，四大家族十二金钗，早就进入曹雪芹平静的眼眸，不过是他漫漫人生中各种心灵伤痛，在纸页上的渐渐飘落和沉积。
所以说，不要忘了，从书里面也可以读出人。
三
文化的人，创造着文化；人的文化，也正在创造着人。这就是文与人相生相克互渗互动的无限过程。人与文都只能相对而言，把它们截分为两个词，是我们语言粗糙的表现。
当今很多人文学者从罗兰·巴尔那里受到启发，特别重视文本，甚至宣布“人的消亡”。应该说，这种文本论是对人本论的有益补充，但如果文本论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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