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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全面开展对日物资禁运，破坏日军掠夺计划。各解放区都明确规定各种物资的性质，统制输出入贸易，严禁“利敌物资”的外运。在解放区通往敌占区的各交通要道，抗日政府还设置了税务、检查机构，严禁偷运夹带。此外，红军部队主要打得是游击战，所以大量的军队掩藏在乡下、农村等地区，每逢收获季节，抗日武装部队便能帮助农民抢在敌军前头收割农作物，或组织力量袭击敌人的征购队伍。帮助群众坚璧清野，这使日军能够从解放区、游击区抢掠到的物资更加捉襟见肘！
第三，红军还在后方专组建了作战计划，例如袭击日伪的物资征购组织，破坏敌伪厂矿的正常生产秩序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红军部队常常袭击敌伪征购机构，如采运社、合作社及其办事处。在工厂、矿山则发动工人，职员罢工、出走，破坏机械设备，这也从侧面加剧了日军掠夺的困难。
第四,开展铁路、公路和桥梁的破袭战，攻击敌军的运输车船。如在1940年8月到10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两个月内，共破坏石太、同蒲、平汉等线940多里，公路多里。
这种交通破袭战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日伪的军队和物资运输，而且也造成了日军人员、车辆、通讯器材的巨大损失，给日军的“以战养战”以沉重打击。也引起了日伪机构内部及日伪军间的矛盾和争夺。
虽然名义上日军与伪军同属与日本军队，但在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日军自己都顾不上，就更别提保证伪军的生活必需品了！
但这样对伪军视而不见的动作和行为无疑是激起了伪军政机构的强烈不满！
所以，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伪军部队只能在辖区内偷偷摸摸的另外征收粮食和物品，但这样却是导致了日军掠夺的物资变少了。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农、矿资源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晋冀鲁等地区，小麦等11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1941年比“七七”事变前减少16%。
据估计，华中地区15种农作物的总收获量，战时平均每年比1936年低20%到30%。
1941年，长江中游、平汉线及镇江一带，水稻收获量只有“七七”事变前的40%。
在矿业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在制铁业中占主要地位的土高炉产量，始终没有达到战前水平的30%。这种农矿产品产量日益减少的情况，对于日军的掠夺计划来说无疑是个致命威胁。
同时长期巧取豪夺造成了日军和沦陷区人民的严重对立，由于日军所到之处毫无节制，大量农民的口粮都被征走，从而引起人民以各种方式来逃避抵制日军。
纵观整个抗战，对日本来说都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表面上以战养战，实际上越养越难。最后资源供应实在无力支撑，不得不挺进东南亚偷袭珍珠港和英美撕破脸皮，就此开启末日倒计时。
所以，日军想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理想固然很丰满，奈何却将日本对自身实力估计不足，战略格局短浅的劣根性暴露无遗。
事实上，在缺乏强大的工业能力和机械化运输能力作为保障的前提下，外加日本战线拉得过长，日本的以战养战政策从一开始就基本注定了破产的命运。
可是范文林虽然知道结果，但他却没有讲这些讲出来，因为哪怕中国最后会取得胜利，但日本侵略我们的领土，杀害我们的同胞，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所以，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战争对中国人民的影响降到最低！
“文林，厉害啊！想不到你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没想到对这方面的研究如此之深！”
听完范文林对日军“以战养战”的分析，卞鸿志如醍醐灌顶般震撼，当即用力的拍了一下范文林的肩膀，激动的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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