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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仙芝、黄巢从山东转寇河南，祸水西迁，直接威胁到了东都洛阳。长安震怖，急忙调兵遣将，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保卫洛阳及长安。
而王仙芝和黄巢则在一次又一次地侥幸逃亡中，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并且将在未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仙芝攻打郑州，未能得手。于是群盗化整为零，蚁聚河南，烧杀劫掠，以至于“生人几尽”。
王黄之祸，甚于蝗虫。蝗虫过处，庄稼颗粒无收；王黄草贼过处，活人全无。这也是我始终不愿将其称为“起义军”的原因，真不明白他们的“义”到底体现在哪儿。不过很多人习惯把一切与朝廷作对的暴动称之为“农民起义”，故而也将这次民变称为“王仙芝、黄巢起义”。
对历史，我们应当保持敬畏之心。实事求是，就是对历史的最大敬畏。盲目从众，人云亦云，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所以，我坚持把唐末的这次暴动称为“民变”，客观公正，就像把桂州的那次兵变称为“庞勋之乱”或“庞勋兵变”而非“庞勋起义”。前文和后文中为了记叙方便或者手滑，可能也会称之为“起义军”，但这绝不代表我对他们的肯定。
各路官军严阵以待，严防死守，但收效甚微。
一来是贼军飘忽不定，四散劫掠，见到朝廷军队就一哄而散，不与官军打团；二来是即便官军捕捉到王仙芝主力，王仙芝也会“破财消灾”，把劫掠来的战利品丢弃在道路两旁，朝廷军队便会争相抢夺财物，贼军趁机溜走。
不得不说，王仙芝、黄巢成长迅速，把唐末各藩镇兵的弱点拿捏得很到位。诈降缓兵、破财消灾……这些小伎俩更是玩儿得炉火纯青。
王仙芝、黄巢在河南、安徽、湖北一带流窜，以打砸抢烧为主要战略目标，干一票就走，就像之前和之后的所有农民起义一样，带有浓重的游击战色彩。
在古往今来的农民起义中，王仙芝黄巢的运气显然是最好的。因为在他们搂草打兔子的时候，着实打到了两只肥兔子——汝州刺史王镣、蕲州刺史裴偓。
在与朝廷的武装斗争中，“执刺史”、“杀刺史”只能算作是小插曲，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两只兔子肥就肥在人际关系上：汝州刺史王镣，是当朝宰相王铎的堂弟；蕲州刺史裴偓则是王铎的学生，裴偓进士及第那年的主考官是王铎，师生关系甚铁。
活捉他俩，尤其是王镣，就等于握住了宰相王铎的命根子。
如果这两位能够顾全大局，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视死如归，痛斥王黄逆贼无礼，然后英勇就义的话，历史也许就会发生重大的改写：宰相王铎身负国仇家恨，坚定地成为“主战派”，朝廷上下同心，王仙芝黄巢被很快镇压……
只可惜，王镣和裴偓都是软骨头。
他俩被擒之后，第一反应都是向草贼摇尾乞怜。特别是裴偓，主动帮王仙芝起草招安求官的奏章。
宰相王铎也因私废公，在朝中极力鼓吹和平招安政策。
在当时，多数朝臣还是主战派的，认为王黄之辈不过是区区草贼，一群河南、山东饥民而已，其实力万不可跟庞勋相比，庞勋主力是徐州武宁军、银刀军等正规军，且与徐州一带驻军盘根错节，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和社会基础。
先帝拒绝赦免庞勋，一年的时间就把庞勋叛军铲除。庞勋都能剿灭，王黄之辈亦有何不可？今日若赦免王仙芝黄巢的谋反大罪，还给他官职，不就等于鼓励百姓造反吗？
然而在这种全员主战的氛围中，朝廷却最终采取了招安妥协的态度。
这是因为王铎集团里应外合。朝内有王铎积极运作，朝外有王镣、裴偓配合造势。
不要小瞧王铎同志蕴含的政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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