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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文言文受到挑战的时候，白话文似乎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不太像“天下之公器”。其本身已彰显特定的人文价值，已经自动履行着民主、科学、大众化、现代性等表达功能，与旧体制相对抗。在这个时候，形式就是内容，载体已成本体。白话文是反专制的语言，是反道统的语言，是人民大众通向现代化的团队口令和精神路标。一切阻碍政治和经济变革的腐朽势力，似乎都只能在文言文的断简残帛中苟活。
从这一段史实出发，人们很容易怀疑语言的工具性、物质性、全民性以及价值中立性。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至少也可以说，在语言的深处，有某些特定社会价值观念在暗中驱动和引导。貌似公共场所的语言，其实是一家家专营店，更像是性能特异的地脉和土质，适合特定的价值理念扎根——文言文的土壤里就长不出现代性的苗。
时间稍稍往后推移几十年，事情出现了另一些变化。当文言文已悄然出局，白话文广为普及一统天下的时候，它的价值特征便开始模糊。它还是“民主”和“科学”的语言吗？“文革”恐怖的社论和大字报正是用白话文书写的，倒是陈寅恪一类旧文人的文言文还多一些人格独立和学术真知。白话文还是“大众化”的语言吗？某些新潮作家用白话文写的论文或小说，比同样内容的文言文还晦涩费解百倍，相形之下，倒是庄子、司马迁、苏东坡、归有光等人的墨迹更有平易近人的风格。显而易见，此时的白话文还是白话文，但它已经扩展为公共场所，吐纳八方，良莠杂陈，其价值的专适性和定向性已不复存在。一次语言革命，终于在胜利中自我消解。
广义的语言还包括对语言的实践运用，即言语活动，这既是语言的具体实现，也是语言的演变动力。鲁迅与姚文元说着同样的白话文，但在写作内容和写作方式这一层面，又不能说他们说着同样的话。他们同于语言而异于言语。同样的道理，朦胧诗与“样板戏”的冲突，口语体与翻译体的冲突，八十年代以来诸多小说探索与既有文学模式的冲突，都构成了言语的多向运动，构成了白话文内部的紧张，也制约了白话文未来的总体走向。特别是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热潮，常常使人联想到白话文出现时的革命气氛。当时人们最惊讶的不是这些诗的内容：英雄、知青、爱情、白桦树、红玛瑙等等，在其他诗体里同样出任过角色。但谓之“朦胧”的言语形式本身，已传达了足够信息，已定位了感觉解放和个人主体的人文姿态。无论朦胧诗的反对者还是拥护者，当时大多没有把言语方式仅仅当做一种技术问题和形式问题，都敏感到“怎么说”本身就隐含着“说什么”：破坏语法常规，无异于挑战传统政治权威；而废弃标点和韵脚，简直就是对清教主义伦理和极权主义哲学的反叛。在这种情况下，朦胧诗作为“样板戏”、“新华体”、“党八股”的异端，促成人们思维和感觉的重构，一度成为危险的意识形态而遭到政治扑杀，当然在所难免。
有意思的是，言语的价值定位很快到期作废。朦胧诗永远是“感觉化”的言说吗？当商业广告中皮鞋、时装以及胃服宁药片的推销文案如歌如诗也一片朦胧的时候，人们只有经济人格的算计而独独没有感觉。朦胧诗永远是“个人化”的言说吗？至少，不到几年工夫，它同样可以用于政治宣传中的领袖颂歌、圣地怀旧、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连最为体制性的言说也都能够朦胧得云遮雾罩，一个标点和韵脚都不给你留下。到了这一步，朦胧诗不再是艰难的垦荒，而是流畅的滑行和飞翔，广为普及，蔚为时尚，终于被所有的价值系统接纳，而自己曾经有过的价值特质却在这一过程中悄悄流散。
在这里，言语活动同样再一次经历着与价值的遭遇和告别。
事情就是这样：做大了就可能做完。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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