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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福柯“人之死（manisdead）”一语所不曾揭破和说透的最重要真相？冷战结束，标举“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阵营遭遇重挫，柏林墙后面的残暴、虚伪、贫穷、混乱等内情震惊世人，使十九世纪以来流行的“人民”、“人民性”、“人民民主”一类词蒙上阴影——上帝的红色代用品开始贬值。“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是后来的一种粗俗说法。温雅的理论家们却也有权质疑“人民”这种大词，这种整体性、本质性、神圣性、政治性的概念，是否真有依据？就拿工人阶级来说，家居别墅的高级技工与出入棚户的码头苦力是一回事？摩门教的银行金领与什叶派的山区奴工很像同一个“阶级”？特别在革命退潮之后，当行业冲突、地区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升温，工人与工人之间几乎可以不共戴天。一旦遇上全球化，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富得一个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穷得不一个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无国界地发财，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国界地打工；于是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工会组织，更容易为争夺饭碗而怒目相向，隔空交战，成为国际对抗的重要推手。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的“人民”、“穷人”、“无产者”到底是哪一伙或者是哪几伙？前不久，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遭遇一次尴尬：他力主向大矿业主加税，相信这种保护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义举，肯定获得选民的支持。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恰好是选民通过民调结果把他哄下了台，其主要原因，是很多中下层人士即便不靠矿业取薪，也通过股票等等与大矿业主发生了利益关联，或通过媒体鼓动与大矿业主发生了虚幻的利益关联，足以使工党的传统政治算式出错。
“人民”正在被“股民”、“基民”、“彩民”、“纳税人”、“消费群体”、“劳力资源”、“利益关联圈”等概念取代。除了战争或灾害等特殊时期，在一个过分崇拜私有化、市场化、金钱化的竞争社会，群体不过是沙化个体的临时相加和局部聚合。换句话说，人民已经开始解体。特别是对于人文工作者来说，这些越来越丧失群体情感、共同目标、利益共享机制的人民也大大变质，迥异于启蒙和革命小说里的形象，比方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形象。你不得不承认：在眼下，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比理性外交更火爆。地摊上的色情和暴力比经典作品更畅销。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不知是大众文化给大众洗了脑，还是大众使大众文化失了身，用遥控器一路按下去，很少有几个电视台不在油腔滑调、胡言乱语、拜金纵欲、附势趋炎，靠文化露阴癖打天下。在所谓人民付出的人民币面前，在收视率、票房额、排行榜、人气指数的压力之下，文化的总体品质一步步下行，正在与“芙蓉姐姐”（中国）或“脱衣大赛”（日本）拉近距离。身逢此时，一个心理脆弱的文化精英，夹着两本哲学或艺术史，看到贫民区里太多挺着大肚腩、说着粗痞话、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八卦新闻、随时可能犯罪和吸毒的冷漠男女，联想到苏格拉底是再自然不过的：如果赋予民众司法权，一阵广场上的吆喝之下，哲人们都会小命不保吧？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时刻。
上帝死了，是一个现代的事件。
人民死了，是一个后现代的事件。
至少对很多人来说是这样。
五
上帝退场以后仍然不乏道德支撑。比如有一种低阶道德，即以私利为出发点的道德布局，意在维持公共生活的安全运转，使无家可归的心灵暂得栖居。商人们和长官们不是愤青，不会永远把“自我”或者“叛逆”当饭吃。相反，他们必须交际和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能没有社会视野和声誉意识，因此会把公共关系做得十分温馨，把合作共赢讲得十分动人，甚至在环保、慈善等方面一掷千金，成为频频出镜的爱心模范，不时在粉色小散文或烫金大宝典那里想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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