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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熟悉的陌生人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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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化身份被太当成一回事的时候,也许就掩盖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当今之人已大多程度不同地进入了文化多重性状态。一个人,可能是语言上的塞尔维亚人,却是血缘上的克罗地亚人;是宗教上的阿拉伯人,却是生意上的以色列人;是衣着上的北爱尔兰人,却是文学上的英格兰人;是家庭伦理上的中国人,却是爱情法则上的法国人;是饮食上的日本人,却是足球上的阿根廷人;是聊天时的四川人,却是购物时的香港人;是政治生活中的北京人,却是影视消费上的洛杉矶人;甚至是这间房里的这一个人却是那间房里的另一个人,是这个小时的这个人却是下一个小时的另一个人……这一个个多边形和多面体,这些数不胜数的文化混血杂种,怎样划线站队?即便这杂种与那杂种之间还有很多差别,但不论强国的民族主义还是弱国的民族主义,派发标签的出身政审意味是否有些草率不智?

l·托马斯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精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当作精神分裂症特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唯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就班,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文化多重性的状态。我那位巴黎熟人面对白人和面对同胞的不同文化反应,其实不是什么反常,将其看作不同自我的随机转换,大体符合托马斯笔下的健康人标准,并无出格和危险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熟悉的陌生人”,我既是我,也是你,也是他,甚至是一切人称谓格,是一个复数化存在。如佛祖曰:众生即我,我即众生。

除了地理意义上的移民,隐喻化的“移民”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这里有时间的“移民”:一般来说,年轻人容易激进,只是当更年轻一代在身后咄咄逼人地成长起来以后,他们曾百般轻蔑和攻击过的卫道保守,很可能逐渐移入他们多皱的面庞和四方八正的步态,包括性欲减退之后,其性解放躁动很可能易为对情义的持守。这叫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过是人格在岁月航程中停靠在不同港湾。每想到这一点,我就不会过于认真地对待年长型的傲慢,总是想象他们在更年长的一代面前,对同类傲慢的不满可能不会比我更少。我也不愿过于认真对待年少型的轻狂,总是想象他们在更年少的一代面前,很快就会失去轻狂的本钱,也许将很快在时间魔术之下重返平实。一切适龄性的心理表情,即便不是虚假,也不是真实的全部。

还有知识的“移民”。一个求知者可能要读很多书,在知识版图上频繁流浪。特别是在资讯发达和文化多元的时代,知识爆炸总是在人们心中过多累积和叠加文本,在人们情感和思想的面前设置出过于混乱和歧异的路标,让人有点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常看到这种情况:昨天还是坚定的国粹派,今天就变成了激烈的西化派;今天是振振有词的经验主义者,明天可能成了口若悬河的理想主义者。这种变化,可能是对现实演变的及时回应或者智力发育过程中的合理更新,但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有时候一个知识者赞成什么,仅仅取决于他能够说上些什么,取决于他碰巧读了个什么学位或者近来偶尔读到一本什么书。如同他哼哼哟哟地生出什么病,取决于街头出售什么药片。他们不是什么现代派,只是“读书现代派”;他们不是新儒家,只是“信息新儒家”。他们是一些现买现卖的知识贩子,因此很难保证他们不在另一种时兴药片的吸引之下,很快折腾出另一副病容。

还有地位以及各种利益区位的“移民”。人非圣人,只要活着便有利欲不绝,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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