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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一份延伸人情的义气，总是使民主变得面目全非。这样看来，中国茶楼酒馆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醉翁之意其实不在肠胃，而在文化心结的恒久发作，是家族亲情在餐桌前的虚构和重建。中国式的有情有义，意味着有饭同饱，有酒同醉，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时也常常意味着有话打住，有事带过，笔下留情，刀下留情，知错不言，知罪不究，以维护既有的亲缘等级（讳长者或讳尊者）与和睦关系（讳友人或讳熟人）。一位警察曾对我说，很多司法机关之所以结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取证难。好些中国人只要与嫌犯稍沾一点关系，甚至算不上亲属，也开口就是伪证，没几句真话。这种“见熟就护”往往导致司法机构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不胜其累，还有悬案和死案的大量积压。
民主与法制都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项，一旦大到社会不堪承受，人们就完全可能避难就易，转而怀念集权专制的简易。既然民主都是投一些“人情票”，既然法制都是办一些“人情案”，那么人们还凭什么要玩这种好看不好用的政治游戏？解决纠纷时，宁走“黑道”不走“白道”，就成了很多人的无奈选择。显而易见，这是欧式民主与欧式法制植入中土后的机能不适，是制度手术后的文化排异。
我们很难知道这种排异阵痛还要持续多久。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曾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农业，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强劲的“中国风”吹往西方，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茶叶风靡一时，令欧洲的贵族趋之若鹜。中国人也曾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政治，包括排除世袭的开科取士，避免封建的官僚政府，直到十八世纪还启发着欧洲的政治精英，并且成为赫赫《拿破仑法典》制订时的重要参考。在这十几个世纪之中，大体而言，一份人情不是也没怎么坏事么？但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到来，瓦解了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以家庭关系经验来应对公共生活现实，以“人情票”和“人情案”来处理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公共管理事务，一定会造成巨大的混乱灾难。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情应到此为止。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亲缘方式不适合大企业，但用于小企业常有佳效。至少在一定时间内，认人、认情、认面子，足以使有些小团队团结如钢所向无敌，有些“父子档”、“夫妻店”、“兄弟公司”也创下了经济奇迹。又比如说，人情不利于明确产权和鼓励竞争，但一旦社会遇到危机，人情又可支撑重要的生存安全网，让有些弱者渡过难关。有些下岗失业者拿不到社会救济，但能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亲戚的，甚至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无绝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个日子，说不定还能买彩电或搓麻将，靠的不正是这一份人情？这种民间的财富自动调节，拿到美国行得通么？很多美国人连亲人聚餐也得aa制，还能容忍人情大盗们打家劫舍？
很多观察家凭着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或中国即将霸权，但后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这里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忘了中国是中国。他们拿不准中国的脉，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了想当然的难事。
比方说，中国要实行欧式的民主和法制，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资源，实是一件难事；但承受经济危机倒不缺文化传统资源，算不上什么难事。
三
西方的知识专家们大多有“公理化”的大雄心，一个理论管天下，上穷普适的宗教之理，下穷普适的科学之法。不似中国传统知识“无法无天”，弱于科学（法）亦淡于宗教（天），但求合理处置人事，即合理处置“人情”与“事情”。
先秦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不大倚重客观实证的“真理”——善在真之上。除墨家、名家、道家有一点抽象玄思，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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