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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私产制”救世，这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游牧群落长于竞斗，重视个人，优胜劣汰乃至弱肉强食几乎顺理成章。在世俗领域里，不仅土地和财富可以私有，连人也可以私有——这就是奴隶制的逻辑（直到美国工业化初期还广获认可），也是蓄奴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以“私”为基，既没有印度与俄国的村社制之小“公”，也没有中国郡县制国家和康有为《大同书》之大“公”。可以想象，这种文化一旦与工业化相结合，自然会催生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一类学人，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理论。与此相异的是，中国人有“均富”的传统，“通财货”的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最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干这种事。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董仲舒在这里强调“众人之情”，差不多是个半社会主义者，但求一个社会的均衡的安定：贫富有别但不得超出限度，私财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中和”精神重于“零和”规则，私中寓公，以公限私，其制度也往往有一些特色，比如乡村的田土公私共权，表土为私有，底土为公有，国家永远持有“均田”的调剂权利，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土地私有制，较为接近当今的土地责任承包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制度可能不是实现生产集约化和规模经济的最佳安排，但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花开别处：第一，使暂时无法得到社保福利的农民有了基本生存保障；第二，进城的农民工有了回旋余地，一旦遭遇经济萧条，撤回乡村便是，与欧洲当年失地入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巨大区别，不至于导致太大的社会动荡。在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很多中国的企业订单大减，但正是这种土地制度为中国减震减压，大大增强了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非某些学者精英所能体会。
由此看来，“共产风”曾经短命，“私有化”一再难产，这就是中国。中国的优势或劣势可能都在于此。中国知识界曾师从苏联，后来也曾师从美国，到底将走出一条什么道路，眼下还难以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以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以其独特的资源和人口国情，不可能完全重复苏联或美国的道路，不可能在“姓社”还是“姓资”这个二元死局里憋死。如果说欧洲代表了人类的第一阶现代化，苏联和美国代表了人类的第二阶现代化，那么假使让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进入第三阶现代化，中国一定会以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向世人展示出较为陌生的面目。
四
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大明中国的航海活动领先全球。郑和七下西洋，航线一直深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其规模浩大、技术精良几乎都远在同时代的哥伦布探险之上。首次远航，人员竟有两万八千人之多，乘船竟有六十二艘之众，简直是一个小国家出海，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南及卡利卡特，并且在苏门答腊等地悉歼海盗船队。后来的几次出航的线路更远，曾西抵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登陆印度洋上三十多个港口。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刚刚才沿非洲海岸摸索着前进，直到一四四五年才到达佛得角。
不过，与欧洲航海探险家的姿态不同，郑和舰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是去掠取财富回运，而是一心把财富送出去，携金带玉大包小裹去拜会当地领袖，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仁厚关怀，劝说他们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原来，他们只是去拉拉人情关系，来一把公关活动和微笑外交。出于农耕定居者们的想象，这个世界的统一当然只能以人情关系为基础，只能以“王道”而不是“霸道”为手段。
这种越洋外交后来突然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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