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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史实，苏联的红色恐怖几乎家喻户晓，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却已销声匿迹——这很难说是舆论的正常。其实，基本的事实之一是：如果中国也成了苏联或印尼，如果邓小平等大批高层人士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一样死于杀戮，或者被某个外国大使圈入捕杀名单，他们后来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结束“文革”的时间就必定大大后延。
从事后的回忆来看，上层精英们谈得最多的“文革”经历是“下放”——这包括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贬入下层任职，或者直接到农村、工厂、“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和劳动。近两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是与此相关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无疑具有惩罚功能。当事人的社会地位降低，还有歧视、侮辱、恐惧、困苦、家人离散、专业荒废等伤害也往往随之而来。这种经历大多逼出了当事人对“文革”的合理怨恨，成为了他们日后投入抗争的心理根源。可以想象，当这些人冤屈满腔的时候，专案组的阴冷和大字报的专横是他们的唯一视野。自己曾一度追随潮流投身批斗的壮志豪情，不一定能长存于他们的记忆。至于合作医疗、教育普及、文化下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革命亮点，更难进入他们的兴奋。这里有回忆视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后来的文本检阅者们察觉。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数人遭遇遣返回乡或拘捕入监，就标准定义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绝大多数保留干籍甚至党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这在大批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不经意的泄露，但不一定成为他们乐意讲述的话题。对比《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受难者们忙着化妆、看戏、赴宴的“往事”，此时的厄运当然已经够苦了，但这毕竟使“下放”不太像惩罚，不过是浅尝困苦时的过敏和夸张。在更大的范围里，灰溜溜的大多数“下放”者也仍然不失民众的几分尊敬，几分羡慕、巴结乃至嫉妒。他们仍然构成了潜在的社会主流，不过是在重获权力之前，经历了一次冷冻，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层的短期教育。当局似乎想以此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强迫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融合，尝试革命化“五七道路”的可能。在一次已经失败的民主大跃进以后，这无异于又来一次削尊抑贵的民粹大跃进，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同样令人目瞪口呆。
但与当局的估计相反，民众对革命并无持久感恩的义务，倒是对极权弊端日渐厌倦与不满，物质和文化欲求也与禁欲化的强国路线尖锐冲突。民众不但没有使“下放”者受到拥护“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给他们输入了怀疑和抵触现实的勇气。“下放”所带来的丰富经验，更使他们在日后的抗争中富有生机活力。以文学为例：作家们在批判“文革”的文学解冻中，大多有“为民请命”的姿态，即便是个人化的表达，也大多与农民、工人、基层干部心意共鸣，显示出广阔的人间关怀和社会视野。即便这种视野也有个人情绪滤镜下的某种变形，但它至少把下层民众始终当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怀念的对象，就像电影《牧马人》所表述的那样。这与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自恋和冷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还在继续甚至正在深化，但有些文学精英一旦把“下放”过程中所积蓄的思想情感释放完毕，兴冲冲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卧房，顶多再回望一下门第和权位，比如对“最后的贵族”一类话题津津乐道，比如在报刊上制作出喜儿嫁大春是错失致富良机的笑料——他们情不自禁地把社会等级制重建当作辉煌目标，与民众的阶层鸿沟正在形成。显然，事情到了这一步，与“文革”后期那些与民众紧密结盟的下放者相比，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变味、走形乃至南辕北辙？倘若他们所向往的阶层鸿沟进一步扩大，倘若摆脱极权主义锁链的结果，只是要让社会中、下阶层落入极金主义的囚笼，民众对革命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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