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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左右,至多也超不过十五个字。中国古代有四言、五言、七言诗,即使形式自由的“古风”,长句也很少有超越十字的。这就是受语言习惯限制的一例。外语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英语中的连词用得特别多,还有关系代词、疑问代词、连接副词等等也起到连词的作用。大量使用连接词,借连接词处理语气停顿,使英语中出现了很多长句。亦步亦趋的翻译,生吞活剥的模仿,使不少作者养成了写欧式长句的习惯,不仅增加阅读的困难,而且过多的状语和定语很容易淹没中心词,淹没事物的主要特征,让读者反而不得要领。叶圣陶曾在《评改两篇作文》中提出一个具体办法:不仅各分句之间一般应有停顿,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分句,如果太长的话,也可在其中适当的位置插入标点,或作适当改写以利顺读。这个建议似不难实行。
“学生腔”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表现,如生造词语,如用词富丽堆砌,这些问题已被某些批评家指出多次了,这里不必重复。
有些人对自己的“学生腔”深为不满,努力增强自己的语言表现能力,只是由于方法不当,可能又滑入另一些歧途,带来“学生腔”的一些变态。比如说“洋腔”:有些小说里外来语成堆,外来句型太多,使笔下人物都成了穿中国服装的半个洋人,满嘴都是“西崽”(鲁迅语)语言:“晚安”、“深表遗憾”、“你忠实的朋友”、“亲爱的公民”……如果这是为了表现某些特定生活领域和特定人物,可另当别论,但把这些话强加在普通老百姓的头上,一律以洋为趣,以洋为美,岂不让人起鸡皮疙瘩?这样的创作有多少生活根据?又比如“古腔”:有些作者好古奥,求典雅,企图从中国古典文学语言中寻找出路,不失为丰富语言之一法。但这种学习和开发,决不是机械的搬演,而是所谓含英咀华,得其神似,去粗取精,化旧成新,摸索一套融化古人语言同时接近现代口语的文学语言。王力指出:近一二十年来,有白话文后退而文言文复活的迹象,不少青年作者为古而古,笔下出现一些缺乏生命力的古代语汇,冷僻生涩,诘屈费解。早在四十多年前,鲁迅先生也说过:“假如有一位精细的读者,请了我去,交给我一支铅笔和一张纸,说道,‘您老的文章里,说过这山是崚嶒的,那山是巉岩的,那究竟是一副什么样子呀?您不会画画儿也不要紧,就勾出一点轮廓给我看看罢。请、请、请……’这时我就会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因为我实在连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巉岩’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形容词,是从旧书上抄来的……”他又说:“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
我们应当提倡语言风格的多样化,鼓励和容许作者们各自带上异色异彩。但这与嗜“古”崇“洋”有明显区别。一“洋”二“古”,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语言上残留的影响,也是“学生腔”发展下去的两大陷阱,值得我们警惕。
“学生腔”在中国形成有各种原因。“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兴起,给小说创作开辟了广阔天地。但现代小说语言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由于大量舶来外国思潮和外国文艺,外国语言也极大影响了中国文学,一方面促进了白话文的成熟,打击了文言文;另一方面又造成某种“洋”风弥漫于文坛,以至当时好些文学家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乡土文学掀起浪潮,作家向群众学习语言,运用方言俗语几成时尚。以周立波、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活跃文坛,具有乡土色彩的文字,对外来语的消极部分给予了一定的抑制。但是,由于方言俗语本身还需要整理和改造,由于对古代语、外来语和方言俗语的吸收和消化远非一日之功,因此形成一种发达的民族现代语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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