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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人脑无可比拟的记忆容量，望尘莫及的计算速度，甚至还可以有人的学习、选择以及构想能力，但电脑缺乏人最重要的本领——犯错误。这就是说，芯片的工作永远是“正确”的，永远遵循着逻辑和程序（哪怕是某种模糊的逻辑和程序）；而人脑（谢天谢地！）却可以胡来，可以违规，可以“非法法也”，一句话，可以在错误中找到正确，用非逻辑和超程序的直觉方式来跃入真理。
这似乎是让人惊喜又不无沮丧的结论：原来，人类的专长，人类的优越，人类智能赖以自得的最后支点，其实就那么一条：犯错误。
错误可以是成功之母。水稻不育系原本是植物的错误（或说缺陷），一经生物学家利用，倒成了发明杂交水稻的起点。文学中这样的例子更多。没有一本优秀的诗歌或小说，是循规蹈矩写出来的。把女人比作鲜花，把土地比作母亲，这些比喻初创之时，不都是物类混淆的“错误”么？把声音当作色彩来写，把味觉当作触觉来写，这些手法对于科学而言，不都是感觉乱套的“错误”么？没有前人胡思乱想地犯下这些个“错误”，怎么会有今天的文学？所谓“文匠”，就是一字一句都太“正确”了的人，而真正的文学家从来都是人类思维陈规和感觉定势的挑战者，“犯错误”简直是他们的一种常备心态。把动词写得不像动词，把悲情写得不像悲情，把回忆写得不像回忆，把小说写得不像小说……他们在这些胆大妄为中，必定犯过很多一钱不值的错误；但这些代价之后的收获，是他们开启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正确，不断洞开令人惊异的审美世界。
柏拉图先生一生追求正确，最仇视文艺，说文艺家说话从来没个准，不要说了解物体的性能，就连了解物体的形状，也可以此时说大，彼时说小，可以此人说长，彼人说短，这样的莫衷一是与真理无缘，与政治原则更是格格不入，应视为一种恶劣的内在政治制度（abadinnerpoliticalsystem）。其实，柏拉图也没正确到哪里去，一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他那些有关物态大小或长短的执见，就变得不堪一击，并无永远的合法性。他似乎不知道，不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科学领域里，共识常常都源于异议，真知常常都启于偏见，文学监护着人类认识的多样性，是天生的异议专家和偏见专家，虽然也常犯下错误（柏拉图倒也说对了一面），但可以避免最大的错误：平庸。
平庸者充其量是一些披着人皮的芯片，可以做一些事情，做很多事情，但与创造不会有什么关系。
2003年5月至8月
附：偷换了前提的讨论
《小说选刊》编辑部：
谢谢你们转来孟繁华先生的文章。我欢迎任何人的批评。孟先生当然也有批评之权，只是他这篇文章里一开始就有前提偷换，让我困惑与为难。在我那篇短文里，我明明只是说到小说中“两个较为普遍现象”，而且通篇以第一人称来说事，把自己当作批评对象，怎么就成了我对小说“总体”和“全部”的偏执性“裁判”？在孟先生的词典里，“较为普遍”可以引申出“全部”、“总体”的意思吗？
恐怕不能吧。我们说改革使人民“较为普遍”致富，是否就可以引申出“全部”致富？是否就否认了贫困人口的存在？我们说制假售假现象“较为普遍”，还常常冠以“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一类用词，是否就可以引申出中国商业的“总体”败坏？是否就否认了好或者较好的商家仍然存在？孟文不过是强调：好的小说还是有的，还是很多的，这我完全同意，在以前很多文章里也表达了同样看法。问题是：谁反对过这一点？
在不太久的过去，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纠缠，常常成为政治棍子，让任何社会批评都如履薄冰，最后只能噤若寒蝉。文学界人士眼下经常批评商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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