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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经济运行的本来面目，帮助人们对经济获得更可靠的知识，获得更道德的眼光，即一种关切大局和关注弱者的眼光。可惜的是，很多理论家常常夸耀经济学的“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却不知他们的私利和偏见总是在这些数据里隐藏。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对西方经济的描述之中。所谓评选世界五百强可算另一例。这种大吹大擂的评选只是关注利润、产值、生产率、资产规模等指标，其统计方法从来没有设置过“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一类指标。于是，世界企业“五百强”不一定是“五百优”或者“五百善”——为了争“强”，公司裁减员工增加失业可能会被持股者欢呼，公司制造污染破坏环境可能会被总统和议员庇护，公司内部严重的分配不公可能会被社会舆论忽略。这一切都关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常常是更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据说从来只关心利益的经济学偏偏不在乎这些利益，在评选这“强”那“强”时从不采集和公示这些方面的数据，不对更广泛和重要的得失给予评估。
公司当然不能亏损，当然不能没有利润，这是一条市场经济底线。但是不是利润越多就越好？产值越高就越好？对于公司广大员工来说，对于全人类公共利益来说，那些在经济竞争中既有优胜之“强”，同时又能在“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等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不是更值得全社会尊敬和表彰？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能创造一种新的年度评选？
评胜选优不讲公共利益，是利润和资产挂帅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偏执暗伏其中。经济活动终究是为人服务的，因此就业、环保、分配公正等等正是经济学应有之义，不应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应落实为公司业绩评估的重要指标，不能停留于某些经济学家业余的道德空谈。这些指标的长久缺失，这些数据被某些利益集团本能地反感和拒绝，暴露了诸多经济学所谓“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的可疑，暴露了这些经济学的深刻危机：充其量只是一种公司经济学而不是社会经济学，是以小利损害大利的经济学，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经验背景，难免有一些统计盲区，那么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和国际环境并不宽松的人口大国，一个在就业、环保、分配公正方面正面临超常压力的后发展大国，国情如此特异，理论就不可照搬。其经济学如果同样缺失这些指标，鹦鹉学舌的后果肯定无“齐民”之效，反有误国与祸民之虞。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创新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这是一个紧迫而切实的起点。
关于市场
“要想富，先修路”，是一句流行标语，出现在很多田头村口，当然是很好的说法。但“修了路必然富”的逆定律并不成立，因为开路不是挖金元宝，道路通达之处可能富，也可能穷。据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比十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的道路越来越多。
在没有交通便利以前，一个中国乡下青年结婚成家，几千元的家具开支只能就地消费，让当地木匠来赚。一旦有了公路，这笔钱就可能坐上中巴或者大巴，进入广州或者上海家具商的腰包，那里的家具一定款式更多，在大批量和集约化生产之下也一定价格更廉。这就是路网拓展以后购买力向经济核心地区集中的寻常例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核心地区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以及政治优势将获得更大的扩张空间，其商品反过来更容易倾销边缘地区，使那里的很多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淘汰出局。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边缘地区找不到什么出路的人才，在父母和社会支付了越来越昂贵的教育成本之后，将进一步流向核心地区。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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