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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棒杀，也可以被捧杀，对褒贬皆警惕以待。一个“杀”字统摄褒贬，没法用“从一”之规强迫鲁迅先生“省”去褒贬的任何一方。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不能没有语言的表达；这种语言的表达，不能没有法理的运用。很明显，当法理与生活两相冲突的时候，削足适履地让生活迁就法理，不是明智的选择。相反，正确阐释和运用“惧人褒贬”的对义，更益人神智，更能释放出语言的文化潜能。
复词可以对义，单词也可以对义。笔者较为赞同钱钟书先生对单词对义的态度。他指出汉字中某些一字多义同时合用的现象，如“乱”兼训“治”，“废”兼训“置”等等，皆为“汉字字义中蕴含的辩证法”。在这里，钱先生终于不像一个刻板的护法律师了，更像一个万法皆备于我的思想勇将和革命党徒。
黑格尔鄙薄汉语不宜思辨，夸示德语能冥契妙道，举“奥伏赫变”一词为例，分训“灭绝”与“保存”两义。后来歌德、席勒等人用这个词，或是用来强调事物的变易和转换，或是用来强调矛盾的超越和融贯，均深谙德意志辩证之道，用得妥帖，没有辱没这个词的精髓。钱先生举示这一例子后，嘲笑黑格尔不懂汉语，妄自尊大，称汉语中这类语言奇珍也十分富有，叹中德遥隔，“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牛马风”，“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如《墨子·经》中就说过：“已：成，亡。”此为单词对义的范例。成与亡二义相违相仇，同寓于“已”。若指做衣，“已”便是成；若指治病，“已”便是亡。
其实无论成亡，都是一件事情过程的终结，本可齐观。任务完成之时，也就是任务除却之时。目标达成之地，也就是目标消逝之地。《红楼梦》中有“好了歌”，宣示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盛与衰邻，成以亡随，这几乎是对“已”字最人生化的反训和分释。如果再加诘究，可发现这些对义的单词，多是动词，多是对事物运行过程的抽象描述。过程就是过程，故合以一词；目的殊别，故分以对义。以一词纳对义，也许便是彰过程而隐目的、重过程而轻目的的心智流露，深义在焉。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干”字，大概是动词中最为抽象化的一个。若用于“干事业”，义为成就；若用于“干掉那人”，义为消灭，凡此等等。洞明之人还明白：干掉了某人，也可能“成就”了某人的名节；干成了一番事业，也可能便“消灭”了对这项事业的迷恋以及追求快感。“成就”与“消灭”互为表里，矛盾常常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呈示否极泰来的前景。一些对义性的动词，莫不就是因为切合了这种深刻的人生体验而日渐为人们所习惯？
语言总是有成因的。我愿把这种多义和对义现象，看成是出于前人的智慧，而不是出于前人的愚笨。
复词也好，单词也好，无论笔者的理解有无附会，它们的对义现象所散发的辩证法意味，不能不引人流连驻足。眼下，这些语言现象作为珍贵的文化遗存，长有所识长有所用者毕竟越来越少了，少于某些文字专家的整饬挞伐之下，少于芸芸俗众的智力退化和衰竭之中。形式逻辑之法所滤净的世界非此即彼，越来越精确和清晰，越来越容不得看似矛盾的真理，看似浪子的天才，看似胡搅的创造。可以想见，如果再被电脑翻译机改造一番，这类似乎“不合逻辑”的文字将更被斩草除根。在那种情况下，文字的丰富生态已变成一批批标准化货品，规规矩矩，乖头乖脑，足敷实用，只是少了许多自然之态和神灵之光。
借钱钟书先生一言：“为承学之士惜之。”
1992年10月
*原题《即此即彼》，最初发表于1992年《海南师院学报》，后收入随笔集《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