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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和社會改革本身不是也不能替代政治改革，但這些改革對政治改革極其重要。如果說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在於民主化，那麼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意義在於為未來的民主政治打下一個經濟社會基礎。沒有這樣一個基礎，民主政治就沒有生存的空間和機會。這已經為民主發展的歷史所證實，一些西方國家在全球各地進行民主試驗所出現的問題甚至失敗更是說明了這一點。
第二層面的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也是很顯然的。用中國的術語講，這個層面的改革就是要使得政治體系尤其是執政黨能夠&ldo;與時俱進&rdo;。這個層面的改革體現在歷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和憲改等方面：從毛澤東時代的排斥市場經濟到接受市場經濟，從排斥私有財產到為正當的私有財產提供憲法和法律的保護，從不容許民營企業家參政到把這個社會新群體吸納到政治過程之中，等等。這些方面的變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但它們已經實現了，並且都已經體現在制度上。
但也應當看到，這些改革有局限性。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將近三十年，中國社會已經積聚了巨大的變革能量。越來越多的因素在衝擊著以往的漸進改革模式。漸進改革模式是否能維持下去，主要取決於現存政治體制能否應對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和挑戰。但是，很明顯，目前的問題和挑戰已經不是以往具有防守性的改革和局部性制度調整所能應付的。國家層面上的制度供應不足已經成為中國政治所面臨的最具有根本性意義的問題。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社會並不缺少制度創新。改革開放之所以有這樣的成就，和上面所說的種種創新分不開。然而，應當看到，由於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波又一波的激進分權運動，中國社會的制度創新大多在地方和社會層面進行。作為執政黨，中共一方面推動著分權運動，但另一方面也一直處於防守地位，通過各種制度調整來對付不斷產生的新問題和新挑戰。在很大意義上，這種防守式的改革是制度短缺的一個重要根源。很簡單，在中國的現實世界裡，儘管存在著不同的創新角色，但執政黨仍然是唯一的國家層面的創新主體。從中外歷史經驗來看，儘管創新的壓力來自國內外的方方面面，但所有現代國家體制的建設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創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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