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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責任制可能是個出發點，因為從目前的情況看，要和其他兩個方面一起來做沒有現實性。這裡有兩個現實的原因。第一，中國儘管已經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型到國家規制型（regulatory）體制，但是這個體制還遠非完善。從很大程度上說，這個轉型只是在觀念層面上已經完成，從體制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很多事故的發生，常常是因為廠房設備不夠標準，這既包括某一&ldo;產品&rdo;的質量，也包括管理該&ldo;產品&rdo;的條規。這實際上和行政責任並不相關，光憑行政責任制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需要更為基本的規制建設，而中國的規制建設還很落後。
從政治方面來說，名副其實的責任制需要民主政治來配合。現在所實行的體制基本上還是一種只向上而不向下負責的體制。這些官員的辭職或者是因為上級領導的決定，或者是受上級領導的壓力。有多少辭職案例來自官員的&ldo;自覺&rdo;？來自上級的壓力是因人而異的，一些領導這樣做，另一些領導也有可能不這樣做。來自上級的壓力也經常受其他因素的制約，如關係網絡的影響。如果和上層關係好，那麼就不用履行責任。這種案例在中國屢見不鮮。
一種新政治文化的形成需要自下而上的壓力。沒有一種能夠保證官員向人民負責的機制，各級官員就不會有有效的動力機制向人民負責。這種機制的出現只有靠政治改革才能達成。
原刊於《信報》2004年4月25日
四中全會與黨、政、軍關係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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