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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轻蔑武士意识的扩展同步，幕末町人对幕藩统治的反抗斗争也不断兴起新潮，在谈论町人反幕斗争的问题时，首先有一点需要说明，即：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武士町人化和农民的商人化以及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到幕府末期，町人阶级的成分与初期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变化，加之即便是原来的城市町人也在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使町人阶级内部产生了不同的阶层。因此，在诸如“打毁”、“改世”（日文写作“世直”）等所谓“都市一揆”的反幕府统治的斗争中，由于当时不同的利益关系等缘故，富裕的上层町人与贫穷的下层町人的态度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有时上层町人还成为被下层町人“打毁”的对象。然而，上层与下层町人之间的矛盾，毕竟属于町人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不是幕末政治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他们在“佐幕”还是“尊王”这种大原则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即是说，作为町人阶级总的政治倾向，是支持所谓“王政复古”的“尊王”，而反对既有的幕府统治。当然，总的政治目标一致未必就斗争形式相同，加之由于町人阶级长期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造成的参政意识淡漠，使得町人反抗幕府统治的斗争大多是围绕自己切身利益展开的，并且贫、富两阶层町人的反幕斗争形式也有较大不同，即：贫穷的下层町人主要通过“打毁”、“改世”等所谓的“都市一揆”形式，反抗、打击、动摇幕府的统治；富裕的上层町人则主要通过经济力量和手段反抗、瓦解、动摇幕府统治和“以经济支援者的身份”协助、支援“倒幕军”倒幕。
幕末町人阶级反抗幕府统治的斗争，在“天保改革”时就掀起了新潮。例如天保十三年春町人写的《阿房艰难经》中尖锐批判幕府的政治说：“各色贿赂，权门流行，诸家献金，多多益善……（而町人）与他町买卖，不得融通，困难重重，致使店铺昨设今撤，到处搬迁难得定所，家妇不知如何是好。……太过分啦!太过分啦。”表现了町人对幕府统治者腐败行为及其恶政的愤慨和批判。再如当时的江户，到处贴着批判讽刺幕政的“落首”（打油诗），辛辣讽刺和批判了幕府的俭约政策。这反映了町人阶级对幕府统治的反抗精神。然而对幕府统治直接造成有力打击的，应该说是以下层町人和城市贫民为主体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都市一揆”。从整个江户时代看，以下层町人和城市贫民为主体发动的“都市一揆”，比以农民为主体发动的“百姓一揆”要少得多。但据青木虹二和原田伴彦的统计，也有420余次。江户时代中期后的“都市一揆”，可说以享保十八年（1733）年江户发生的“米骚动”打毁运动为肇始，到18世纪后半叶以后不断增多，尤其是天保年间，至幕末，更加频发和激烈。“都市一揆”的主体势力，初时带有以“町役人”为领导的“？町民一揆”的性质，但是越到幕末，如“改世一揆”那样，下层町人尤其是城市贫民成为主体。“都市一揆”爆发的直接契机，多为发生饥荒、米价飞涨，以及反对幕府或诸藩横征暴敛“御用金”之类强化苛捐杂税等政策。其表现形式，既有如大盐平八郎（1793—1837）领导的大阪市民叛乱，也有诸如幕末福知山城下町发生的“一揆”那样，要求藩主撤消“产物会所制”等财政规定，允许米谷买卖自由、降低税收等内容的起义。但是，大多数的“都市一揆”，往往是町民要求当政者降低米价、救济贫民、减轻课税等出于经济目的的自发性斗争，其“打毁”的对象也多是囤积大米的米店和经营“两替屋”等的大富商，而直接“打毁”幕藩统治机构的斗争却极少。然而这不能说其矛头所向只是富裕商人，而不是幕藩统治权力。因为第一是诸如要求降低课税、谴责“代官町役人”的腐败行为，批判和要求幕藩统治者修正“专卖制”和乱发藩札等施政政策，本身就具有反抗和批判幕藩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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