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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信報》2001年11月20日
新領導層政治議程的新選擇
政治議程的選擇無論對新領導層還是國家內政外交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對新領導層來說尤其如此。選擇政治議程說到底就是要做幾件大事。中國那麼大，大事不少，選擇哪幾件大事以及如何做所選擇的大事，關係到新領導層的&ldo;業績&rdo;問題。中國非民主國家，領導層非老百姓所選，領導人能否做些漂亮的事情，對其政治合法性非常重要。做好了，人民就認同他們；做不好，人民就很難認同他們。再者，如果領導人做好了大事，合法性高了，權威也高了，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這就會在領導人和人民之間創造一個良性循環。同時，議程選擇對國家的未來發展也很重要。議程選擇對了，路徑走對了，國家就會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如果做得不對，留下不好的遺產，就會成為未來發展的障礙。
議程選擇的重要性明確表現在第三代領導人身上。在90年代中期，第三代領導人因為權力趨於鞏固，開始做議程的選擇。議程的選擇不外內政外交兩個方面。在中共十四大上，經濟路線已經確定，大方向已經定型，除了加大改革的力度外，沒有什麼可以選擇了。當時領導人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是選擇國內的政治改革，還是選擇外部的台灣問題。領導人選擇了台灣問題，而非政治改革。
做這樣的選擇不能說是不理性的，但是從後來的發展來看，這樣的選擇有很大的代價。把台灣問題作為工作重點或許是不得已的事，因為是要回應台灣內部的變化；但是，一旦把台灣問題作為重中之重，問題就來了。這一選擇把所有與台灣問題有關的最敏感的神經都調動了起來，並且兩岸都是如此。這樣，兩岸關係就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問題出現了，領導層又沒有足夠的能力、國家沒有足夠的力量來解決台灣問題。兩邊吵吵鬧鬧，到現在所有重要的問題都沒有解決。
不選擇政治改革更是個錯誤。當時市場經濟的概念已經確立，應當說在政治上應該有所動作，來配合經濟改革。由於沒有政治改革，腐敗變得不可遏制，到現在還是這樣。一些國家的激進政治改革儘管出了很大的問題，但畢竟這一步已經走了過來。例如俄羅斯，不管怎樣說，它已經建立了一個初步的民主構架。而中國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發展到這一步，並且這一過程中有太多的未知數。更緊要的問題是，政治改革這一關最終還是要闖過去的。90年代末以來的情況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第三代領導人多年後才意識到政治議程的選擇有所偏頗，後來的調整也是顯而易見的。在台灣問題上，領導層認識到，台灣問題與其說是大陸和台灣之間的關係問題，倒不如說是中美關係之間的最重要的一環。這種認識驅使領導層把重心轉向中美關係，而非台灣。這種轉移是相當有效的，近年來台灣方面也有各種動作，但大陸方面並沒有像早些時候那樣事事必有激烈的反應。儘管如此，兩岸並沒有發生像1996年那樣的危機。在內政方面，在經歷了&ldo;三講&rdo;運動以後，高層也放棄了這樣的傳統概念，轉而提出&ldo;三個代表&rdo;的新概念，這個概念較之&ldo;三講&rdo;，更能讓人民和官員接受，對中國政治變遷的意義也較大。
現在又到了新領導層做議程選擇的時候了。幾個新的動向是值得注意的，它們會影響到國家今後內政外交的發展。
最令人矚目的就是台灣問題了。新領導層似乎不想把台灣問題作為重要議程，甚至有淡化台灣問題的傾向性。新領導層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提出進一步的思想，甚至對從前的&ldo;江八點&rdo;也少有強調，但這並不是說新領導層不重視台灣問題了，而只是意味著議程選擇的轉移。現在的重點已經轉向了大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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