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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三個代表&rdo;等新概念的提出，至少預示著領導層有改革黨本身的意願。但是有這些意願並不意味著黨本身改革的可能性。人們並沒有期望共產黨能夠開始國家的民主化，但是也並不希望黨只是在意識形態說教方面改頭換面。如同國務院系統的機構改革，黨至少可以著手進行黨的機構改革，黨的機構理性化了以後，才會有可能調整黨和政府（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關係，才可以調整黨和社會的關係。但是目前看來，即使是這些最基本層面的改革，對黨來說似乎也存在著不可逾越的困難。
原刊於《信報》2002年12月31日
黨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最近一段時間，有關中共將在十六大來臨之際加快政治改革的消息不絕於耳。每次黨代會之前，人們都會產生類似的期望。對如何進行政治改革，人們的觀點不盡一致，有強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改革的，有強調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有強調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特別是在鄉鎮一級的直接民主），也有強調把依法治國作為政治改革核心的。所有這些方法都不無其合理性，但都沒有涉及政治改革的核心，即黨的改革。
黨的改革是政改的核心，這一觀點可以說始於鄧小平。鄧小平1982年那篇著名的論述政治改革的講話的題目就是《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應該說，鄧小平看到了中國政治改革的核心問題，即黨的領導體制和國家領導體制以及這兩者關係的改革。鄧小平也努力這樣去做。在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主導下，1987年的十三大將政治改革提到議事日程，強調黨本身的改革和黨政分開。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場政治改革很快就流產了。
受六四事件和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垮台的影響，鄧小平本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經濟改革上。在此之後，整個江澤民時代中共的核心任務就是經濟改革。其間，高層也經常提到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等字眼，但不可否認的是，所有可以稱之為政治改革的舉措都是側重於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而非黨的領導體制的改革。實際上，在80年代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失敗之後，黨的改革已經從中共政治議程中消失了。
事情已經變得顯而易見，黨的領導體制不改革，不僅國家領導體制所取得的成果得不到保障，而且還會阻礙中國整體的政治進步。這種阻礙作用表現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各個方面。
第一是全國人大制度的改革。自80年代以來，無論是人大制度本身還是其立法權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因為沒有黨的改革，全國人大系統的進一步發展已經受到阻礙。首先是全國人大和黨中央兩個權力機構之間的關係。全國人大不能獨立於黨中央，沒有自治性。只要人大是黨中央的附屬品，人大的制度建設就很難有實質性的進展。其次，黨還是凌居於法律之上。全國人大在完善國家的法制體系上不遺餘力，高層本身也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把法治作為中國政治發展的核心，但只要黨高居法律之上，法治國家只能是空談。
第二是國務院的機構改革。國務院的機構改革對國家制度的改革極其重要，這方面的改革從趙紫陽開始一直沒有停止過。特別是在朱鎔基當總理以後，機構改革（或者說機構合理化）可以說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頂點。國務院機構改革的再進步顯然也取決於黨的改革。和全國人大一樣，國務院的權力也高度受制於黨中央。國務院和黨中央的很多機構是重疊的，國務院所有重要的政策都要經過黨中央機構的制約。在國務院權力高度從屬於黨中央的情況下，其行政權的效率就得不到保障，所謂的機構有效性也是空談。
第三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問題。中國的地方（村一級）直接選舉從1987年開始，至今已經走過了十幾年，其進步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從前幾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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