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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ldo;非典&rdo;危機，雪災也暴露了中國行政系統的脆弱。這次危機如果不是中央政府親自干預，使用戰爭動員手段，恐怕結果會更加糟糕。中央部署了數萬軍警來清理道路，為數百萬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這裡一方面體現了中國制度上的優勢，中央領導一經介入，制度就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沒有感覺到直接的壓力。地方的行為與中國的行政體制設計有關：沒有一種有效的機制來保障地方政府可以感受到來自下面的直接壓力。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全力動員，地方政府就很少有動力來全力抗災。省級政府和市級政府儘管也忙個不停，但對自己應該負有什麼樣的責任並不清楚。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地方政府無需考慮自己的責任，因為地方政府很容易認為所有責任都是中央政府的。
過分集權導致對中央的依賴
中國的體制在理論上過分集權，地方政府大多會依賴中央。在這樣的體制下，一旦遇到戰爭，中國的整個行政系統很容易癱瘓。高度集權反而導致了中國行政系統的弊端，這種弊端在毛澤東時代是通過分權來處理的。毛澤東在世時，甚至考慮過在中國實行聯邦制度，進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權，讓地方擁有更大的自主權來對付各種緊急情況。毛澤東的這些思想來自其戰爭經驗。在戰爭期間，毛澤東讓各地區的指揮者具有很大的自主權，即軍事指揮權。解放後，毛澤東曾實行大區制度。但後來當中央權力受到挑戰之後，毛澤東廢除了大區制度。很顯然，這些思想對今天建立一個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與此相關，雪災也暴露了中國跨省市、跨部門、跨區域和跨行業之間的脆弱協調。中國儘管是一個單一制國家，但中央政府協調能力非常微弱。中國各省之間的協調遠遠不及歐盟各主權國家之間的協調，也就是說，貌似集權的中央政府的協調能力在一些方面還不如歐盟。部門之間、省之間和各種組織之間的合作幾乎很難實現。一旦災難來臨，各個組織各自為政，表現出高度的自私。因為中國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確的責任制度，平常也沒有什麼機制來整合這些不同的部門，在災難面前必然很難協調。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社會對各種危機缺少防範意識。在危機面前，大多社會成員都需要依靠自治。很簡單，任何國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顧到社會的各個成員。這要求社會成員具有高度的危機意識，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識、中東國家的戰亂意識等等。但中國人缺少危機意識，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連續發展，人們的危機意識蕩然無存。農村還好，因為農民很少依靠政府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機意識就非常差。
落後主因是制度缺乏創新
中國過去數十年的gdp主義造就了各級官員的數字崇拜。經濟數據的確很重要，但必須對經濟數據作制度甚至是哲學的思考。如果把經濟上的崛起等同於制度上的崛起，那麼危機就會接踵而至。世界歷史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國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發表了《世界經濟千年史》報告。報告表明，鴉片戰爭前的182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最大份額，達到世界總額的329，高於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在內的西歐八國的總量（12），也遠遠高於近鄰日本的30，更高於美國的18。就是說，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真正的經濟強國。可惜的是，西方勢力進入中國的過程正是中國急速衰落的過程。
應當意識到，近代中國的衰落並不僅僅是因為一般人認為的朝廷腐敗、出賣國家利益等，更重要的在於缺少制度創新。一旦國家總體制度缺少了國際競爭能力，國家的衰落就變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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