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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的講話可以說是中共高層近年來首次回歸鄧小平政策導向的最明確的表述。自2002年以來，胡溫領導層一直致力於政策層面的創新，來應對和解決高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諸多負面效應，包括社會群體之間和區域之間的日益增加的收入差異和貧富分化，環境的惡化和黨政官員的腐敗等。新領導層意識到，儘管發展還是硬道理，中國所面臨的諸多問題還必須通過進一步的發展來解決，但如果不能有效應對和解決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結果，經濟發展本身就會是不可持續的。經過這些年的努力，領導層已經形成了一套既承繼鄧（小平）江（澤民），又有自身特色的新政策話語，科學發展觀、協調發展、社會正義與和諧社會等成了這個新政策話語的主要概念。溫家寶在長文里強調的是發展，而把近年來發展出來的新政策話語置於一個次要的地位。
講話表明政策重點轉移的困難
問題是，為什麼要回歸鄧小平？從表面上看，可以把這篇文章解讀為溫家寶對自去年&ldo;兩會&rdo;期間以來對中國改革路線的爭論，即所謂的&ldo;左&rdo;、&ldo;右&rdo;派之間的爭論的回應，為今年的&ldo;兩會&rdo;定下一個基調。因為貧富差異和社會分化等客觀問題的存在，新老&ldo;左派&rdo;逐漸利用領導層的&ldo;親民&rdo;政策話語來&ldo;反思&rdo;和批評以往的經濟改革政策。另一方面，&ldo;新自由派&rdo;則力促深化經濟改革，並要求把改革擴展到政治領域。兩派之間的爭論在去年&ldo;兩會&rdo;前後明顯化，代表兩派的知識分子不僅各自召開會議來聲明自己的主張，而且也在各種媒體上交鋒。儘管兩派之間的爭論極為正常，但對領導層來說，這樣的爭論會產生負面的政治效應。對內來說，這種爭論會產生相當大的政治壓力，使得很多政策難以制定和落實。最明顯的莫過於人們對《物權法》的爭論及其產生的實際政治影響了。同時，國內的爭論也必然產生外部影響。一些西方觀察家開始懷疑中國既定的經濟改革是否會繼續下去，&ldo;左派&rdo;政策話語是否會成為主流。
事實上，為了澄清中國的改革政策，胡錦濤和溫家寶在去年&ldo;兩會&rdo;期間和隨後，多次表明中國政府會繼續深化經濟改革，強調科學發展觀和建立在社會公正和正義之上的社會和諧，並非要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的經濟改革路線，而是要保持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但是，海內外的疑慮一直是存在著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在&ldo;兩會&rdo;來臨之際，溫家寶從正面闡述政府的立場顯得非常必要。
但是問題並非這麼簡單。從更深層次來看，這也表明了中國政策重點轉移的困難。鄧小平強調經濟發展優先，現在在強調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強調社會公平與正義。這兩者之間自然有不同的地方，是發展的優先次序問題，即把政策重點放在經濟發展還是社會發展之上。這裡牽涉到的不僅是政策話語問題，而且是實際政策變化問題。而任何政策變化必然牽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比如說，如果光強調經濟發展，包括企業家在內的新興社會階層的利益就會處於優先位置；但如果強調社會公平和正義，那麼包括工人、農民、流動人口在內的弱勢社會群體的利益就不能被忽視。
正因為這樣，領導層的&ldo;親民&rdo;政策儘管得到多數社會群體的認同，但在政策實施過程中也遇到了相當大的困難。首先是各級官員尤其是地方官員對新政策有牴觸。要從以往的以gdp增長為核心的政策轉移到以人為本的政策，對地方官員來說並非易事。一旦政策轉型觸動地方利益，他們就會變著法子來抵制政策實施。此外，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尤其強大。在過去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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