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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政府所強調的第三個層面的問題似乎更為嚴峻。一方面是維穩過程經常傾向於過度使用暴力機器，另一方面甚至出現了國家暴力&ldo;私有化&rdo;的現象，最明顯的就是這些年曝光的&ldo;黑監獄&rdo;事件。而暴力的&ldo;私有化&rdo;更助長了維穩的暴力性。
很顯然，前兩個層面社會秩序的缺失和暴力機器的凸顯，促使國家和社會、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對立化。而這種對立才是社會不穩定的真正根源。
容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是中共創舉
但是，中國並不是一定要走上這樣一條道路的，其他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徑也是存在著的。實際上，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在社會管理方面積累了很多很好的經驗。
在20世紀90年代，執政黨通過把社會力量容納進政權的政治過程來管理社會，這主要表現在容許民營企業家入黨、參政上。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許在國有部門之外發展出一個非國有部門來，民營經濟很快在很多指標上超越了國有部門。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民營企業家怎麼辦？這是個很大的新興社會群體，在社會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對這個新興群體，儘管當時社會有很大的爭議，但執政黨還是為這個群體開放政治過程。無疑，容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是共產黨最具有創意的決策。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共產主義的目標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消滅資本家。容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是中國共產黨的創舉，也使得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共產主義政黨區分開來。這種實事求是的做法，使得執政黨本身可以生生不息。
同時，這些年來，政府也在努力進行社會制度建設。社會政策多年來是政府頭等重要的議程，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由此看來，&ldo;社會管理&rdo;和&ldo;管理創新&rdo;往哪個方向發展，應當是很清楚的。如果是在加快社會改革的基礎上，繼續走90年代的路，即把新興社會力量吸納到政治過程中，就會促使社會管理走上一個可持續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間的良性互動，最終造成強政府、強社會的局面。而如果是繼續甚至強化這些年的&ldo;維穩&rdo;思路，那麼就會出現更多的問題，使得基於暴力之上的社會管理更加不可持續，政府和人民陷入惡性互動，最終造成弱政府、弱社會的局面。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1年5月24日
第六部分 民主與利益代表
是利益代表危機還是利益表達危機？
共產黨高層提出&ldo;三個代表&rdo;，又提倡容許私營企業家入黨。正如高層所表達的，中共這樣做是因為&ldo;中共要與時俱進&rdo;。這話並沒有錯，共產黨如果要保持和社會的相關性，就必須隨時調整和社會群體的關係。自改革開放、特別是90年代初鄧小平&ldo;南巡&rdo;以來，中共面臨的&ldo;代表危機&rdo;越來越嚴重。從傳統上說，中共代表的主要是五個社會群體，即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以及黨政官員，但改革已經大大改變了這種情況。從前是意識形態社會，政府規定工人和農民是領導階級，現在已經轉變成為利益社會，工人、農民的經濟地位已經大不如從前了。更重要的變化是私營企業家階層的興起。這個階層雖然人數少，但經濟能量大，如果共產黨把這個階層排除在外，政權的基礎很容易被削弱。與時俱進意味著共產黨要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階級或者社會基礎。這就是&ldo;三個代表&rdo;提出的政治背景。
提出&ldo;三個代表&rdo;很及時，它至少說明了高層已經意識到執政黨所面臨的代表危機。現在問題已經提出來了，很多人認為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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