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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博、相、卫、洺、贝、澶等七州，割据地方，不遵朝廷号令，朝廷屡讨不平，不得不默认其割据地方的事实。田承嗣后官居平章事，封雁门郡王，临死传位给侄儿田悦，开中唐以后藩镇世袭的先例。
后人说到中唐以后的藩镇，常将其与“割据”一词联系在一起，言藩镇必说割据，似乎是藩镇就必然要割据地方，不割据地方的就不配称之为藩镇。
李茂先前也是这种印象，但穿越之后的事实告诉他，这个印象是片面的。唐中期以后，地方藩镇林立，河南、河北、京西、京北、河东、西南等地更是节度使遍地开花。但并非所有的藩镇都割据一方，至少在中唐时大部分藩镇还在朝廷的掌控中。
唐初地方只有州县两级行政区域，玄宗时设十道监察区，后缘边设置九节度使，节制驻军并兼管地方财、政事务，是为藩镇雏形。安史之乱后，不论边疆还是内地，藩镇遍地开花，多者辖十余州，少则辖一州。
藩镇长官名称各不相同，以观察使最为常见，观察使例兼任首州刺史，监管辖内其他州县的行政和财务，观察使同时兼任管内营田、支度、经略、招讨、安抚、押藩等使，管理地方的民政、财政、治安、营田等事务，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机构。
此外，朝廷在边疆和内地重要的军事节点设置节度使，节制当地驻军。节度使拥有朝廷授予的节钺，对地方驻军有专杀之权，权力极重，地位甚高。
有节度使的藩镇，循例由节度使兼任管辖区域内的观察、营田、支度、经略、招讨、安抚、押藩等使，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
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一些有野心的节度使常截留赋税以养军，养军以自重，对朝廷的政令阳奉阴违，谋取地方和私人利益。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严重依赖朝廷，没有朝廷赋予的合法性，他们在藩镇寸步难行。京西、京北等地，因为地方贫窘，财政入不敷出，藩镇军费和行政开支大部仰赖朝廷。
因此之故，这些藩镇的节度使（观察使、经略使、都护等）的任免由朝廷决定，州县官吏也由朝廷选任，地方所收赋税除留州、送使之外还要上供给朝廷，藩镇的军费虽由地方自筹，军令却还掌握在朝廷手中，朝廷下诏出兵，藩镇不敢不从。
而在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朝廷对藩镇和其所属州县依然能做到如臂使指，节度使或观察使的废立完全取决于朝廷的一纸公文。
不过也有一些藩镇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形成了实际上的独立状态，他们拥兵自重，割据地方，垄断节度使的废立和州县官吏的任免，截留赋税自给自足，对朝廷诏令阳奉阴违，乃至公然对抗。
这些藩镇被称之为“骄藩”，（骄是骄横跋扈的意思）他们主要集中在河朔地区（今天的河北、山东、京津一带），以魏博、成德、幽州三镇为典型代表。
河朔地区曾是安史之乱的策源地和主战场，安史之乱虽然平息已四十年，当年作乱的叛军残余却并未肃清，他们在安史之乱的后期审时度势改换门庭，摇身一变由叛军而成为主政一方的节度使。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虚弱，对地方采取绥靖策略，姑息纵容，以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
时长日久，地方势力坐大，他们相互之间缔结联盟，相约互不侵犯，联合对抗中央，在藩镇内部他们自行废立节度使，不报户口，截留州县赋税，养兵割据地方，乃至自行任免官吏，实行地方自治，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后院军为牙军精锐，牙军则是节度使亲兵，魏博军政大权现把持在平卢田氏一族手里，田萁的父亲果然是魏博后院兵马使，则必是田承嗣一族。（论文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