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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树苗回来，栽在我们两家交界的地方，当个屏障，也算是个破解那两样脏东西带来的晦气。
我们家看搞不赢他们，没有办法，爷爷就忍气吞声的到林场去起了10多棵银杏树苗回来，在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的见证下，栽在了我们这边的交界处。
俗话说:有什么样的父母，就能教育出来什么样的孩子来，还有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人猖狂狠了，就会有“天”来收拾他。
这句俗话在陈天龙一家显示的特别准确，后来他家真遭到了报应。
1977年，我们这里发天干，水稻正在打萢出穗的时候缺水，我们大闫湾跟小闫湾这两个生产队因为争“老观塘”里的水，打了一场出了两条人命的群架。
老观塘有20多亩那么大，它在我们大闫湾东边，是我们大闫塆跟小闫湾伙着用的一个水塘。
老观塘在过去是一个财主家的水塘，管着下游几十亩田地的用水。
解放后，土改时，老观塘被土改工作组划成了大闫湾和小闫湾这两个生产队共同管理和共同使用的“观塘”。
我们大闫湾在上游，小闫湾在下游，这两个生产队都坐落在一条南北走向的土岗边上。
这20多年来，两个生产队一直遵守着土改时的契约，共同使用着老观塘里的水栽秧灌溉。
每年使用塘里的水时，我们两个生产队的看水员就在一起协商，本着“有水同用，没水共干”的原则，一直和和睦睦的在用着老观塘里的水。
我们大闫湾的人也很知足，
知道在上游“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所以，每年放水的时候也不为难小闫湾的人，商商量量的用着老观塘里的水。
但是，随着大龙和老虎的长大，两个生产队和睦用水的局面正在被悄然打破。
陈天龙跟我家挖粪凼、挪茅厕的事情占了上风，搞赢后，他也跟他北边和西边的几户邻居，因为房屋檐滴水和水沟等等一些琐事，总是吵架，搞得周边邻居都不得安宁，都拿他没有办法。
他们就更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就像是那种横着走路的人一样，膨胀至极，一般的邻居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
他的两个儿子辍学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特别是成了棒劳力后，他们一家在生产队总觉得村子里装不下他们了。
陈天龙是那种，既蛮横、又爱抬杠钻牛角尖、而且还是得理不饶人的难缠的角色，这一点大龙和老虎还真有点像他。
他们就像一个刺头，横在大闫湾，因此，生产队长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有些事情都暗自让着他们。
他们父子三人，总想当生产队长，或者说想进生产队的“七人”队委会里去。
因为他们的人品和口碑不好，生产队的社员并没人选举他们。
大龙和老虎都是民兵，大龙想当民兵队长，但还是没人选他。
队长为了安抚大龙，满足他的虚荣心，就让他当了生产队的看水员
看水员，素有“一把锹”之称，一把锹就是管着全生产队的用水问题，水从哪里走，先放哪块田里的水，后放哪块田里的水他说了算。他整天扛把铁锹遛个田埂，不干重活，一天还是一个整劳力的工分，他的待遇实际上比生产队的干部还要好。
看水员虽然不是生产队的干部，但他在生产队的地位，还是比一般的平头百姓高那么一点点。
大龙当上了看水员后，经常因为老观塘的放水问题，跟小闫湾的看水员吵架。他说老观塘在大闫湾的地盘上，凭啥让你小闫湾用水，而且还是隔着我们的几块稻田。
小闫湾的看水员说:是土改时工作组规定的这个塘是两个队共用的观塘，两个队里上年纪人都知道。
大龙听后，他就要小闫塆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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