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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弱之差，主观成分有相对的多少之别。我的想法，只是希望主观因素参与不要超过正常的限度。作品倾向应该从生活画面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主观思想性应建立在客观形象性的基础上。
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看，“本质”尊于和高于“生活”的论调，曾给我国文坛带来很多思维大于形象的作品，理念总是榨瘪了真实的人。不少作者都自愿或被迫地成为好为人师的廉价说教者，文艺完全等同于教育宣传。一些很不错的作者也曾因此吃过亏。“四人帮”时期暂不提，只说十七年那些反映合作化，歌颂大跃进的作品，曾几何时赶中心、跟政策，一个比一个更显“本质”，可这些东西当年车载斗量，如今还可原版再印的屈指有几？也许有人会归怨于当时上级“批发”的“本质”错了，以为那些作品仅仅是一个倾向性正确与否的问题，其实不是。治病要治本，文艺的根本出路在于遵从艺术规律，恢复文艺的正常机制，用“文艺反映生活”这个不太容易造成误解的口号，取代“文艺反映生活本质”这个较易造成误解的口号；至少也不能以后者取代前者，或者作前者的注脚。不然的话，很多人就可能把认识对象和认识成果的关系倒置，仍难摆脱图解主题的荒唐轨道。
现实中已有这种倾向——丢了“歌舞升平”的旧套子，又来“哭哭泣泣”的新套子。政治标签虽已更换，文学的僵硬模式却仍在延续。应当指出，个别表现“伤痕”有缺陷的作品，倒不是因为他们如有些批评家所言太多讲求了客观真实；恰恰相反，是因为作者太想表现主观意念，太想图解自己发现的某些“本质”，结果背弃了自己的生活感受，与粉饰文艺在艺术上殊途同归，失之于概念化和简单化。
1981年3月
*最初发表于1981年《文艺生活》，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