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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政治思想也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内容更不等于艺术形式。中央高层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正是总结了“文革”的教训，指出文学在政治功利之外还有其他作用，还有广阔的天地。中国古代道家强调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关系，着力于“纵情山水”的兴趣，“独善其身”的追求，还有对情致、气韵以及独特“妙语”的艺术探索，也成了中国文学一大传统。沈从文的《边城》，其政治作用远不及叶紫、蒋光慈的政治小说，但它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珍宝。描绘自然，介绍风俗，陶冶性情，娱悦身心，包括剖析种种非政治性的人生矛盾，这同样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义，是筑构真善美人生境界的要务。
作者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这个命题似不必怀疑。孟文浩荡，庄文奇诡，荀文严谨，韩文峻峭……古人作品从来就有统一而鲜明的风格。鲁迅、沈从文、老舍、张爱玲、废名等人的作品，即便遮去了署名，人们也不难猜出作者。风格是作者个性的表现，统一风格是作者成熟的标志。今天写得“土”，明天又写得“洋”；今天来点京味体，明天又来点“傅雷体”，五花八门闹个大杂烩，东一头西一棒子，这样的作者岂不是自乱阵脚，失去了自己稳定的思想见解和专深的艺术追求？……
等一等，作者无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这个命题难道就不可确证？风格应该是发展的、流动的、变化的，根本不必要定于一，囿于一。血管流血，水管流水，作者成熟了就自然会有风格，完全不必人为地去“注意”。更何况风格的多样化才是作者成熟的标志哩。苏东坡既有“大江东去”的铿锵之声，也有“似花还似非花”的清音柔唱，并不把自己禁锢在豪放派或婉约派的圈子。辛弃疾唱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沙场壮景，也写过“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的田园小照。他们从来不忌题材、手法和情调的多样化。现代的海明威也很有几套笔墨，当代的王蒙也很有几把刷子……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每一次较成功的创作，都需要从零开始，需要找新的题材、新的思想、新的手法、新的情调，非如此不会引起自己的创作欲，非如此也不会令读者满意——包括提醒你注意“统一风格”的某些读者。这步步求新实际上很容易改变既有风格。如果背上“统一风格”的包袱，独尊一家，独尚一法，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倒是不利于创作的吧？
背反现象好像还很多。比如：作者写不出时不要硬写，这是对的；写不出时不可松劲，卡壳之时要决心克服困难，创作难度越大越可能写出好东西，这说法好像也不错。又比如：作者要勤写多写，力求高产，熟能生巧么。这是对的。写多了容易滥，好作者“工夫在诗外”，不重写作而重体察和酝酿，根本不必求于“三更灯火五更鸡”，这样说恐怕也难以驳倒……文章无定法，创作没有一定之规，大概确是前人的甘苦之言。面对复杂的艺术规律和艺术现象，以白诋青的偏颇无疑是害人的，害青年的。
但如果笼统地说文章有多法，创作素有“两可”之规，这说得太灵活，太玄奥，在具体实践中容易导致无所适从，恐怕也无益于青年。
康德在他的二律背反面前十分悲观，认为那些命题只暴露了幻想和荒谬，难题永远无法解决。后来，著名科学家玻尔提出“互补说”，认为一些经典概念的任何确定运用，将排斥另一些经典概念的同时应用；而这另一些经典概念在另一些条件下，是阐明现象所同样不可少的。玻尔用“互补”来调解“互斥”，提出了“确定运用”和“条件”，对人们解决类似的认识难题有所启示。在玻尔这样的智者眼里，绝对真理只包含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中，而相对真理总有局限性，不能离开一定的范围和层次，一定的条件和前提。离开这些必要的界定，讨论任何具体命题就都成了无法定论的玄学，出现背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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