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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于与俺们为伍而主张“脱亚入欧”么？很多英国人士不是一直暗续帝国余风因此将自己视为欧洲之外的“大（哉）不列颠”么？
一旦跨越国界，以求生存、求发展、求昌盛为主题的民族现代化就常常有排它品格和霸权品格。国界那一边的启蒙和解放（如欧洲的自由主义体制），常常成为对国界这一边的歧视和压迫（如当年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这就是内外有别的潜规则，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曾经扮演过的双重角色，也是梁启超等中国精英曾经想扮演而不得的角色。
当然，民族国家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政治载体和利益单元。在即将完结的这个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机声隆隆和黑烟滚滚，跨国的地区主义或世界主义同样并不鲜见，一次次进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大东亚共荣圈”臭名昭著，这大概也是很多中国人对“东亚”一类概念深怀戒心和兴奋不起来的原因之一。韩国学者申正浩先生认为，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亲日派（朝鲜）”和“汉奸（中国）”中确有不少卖身求荣之徒，对他们仅仅施以道德谴责却只能是过于简化历史。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确实曾幻想着借日本的实力来实现“亚洲复兴”或者“东亚复兴”，以抵抗白人殖民统治和西洋文明侵压。这与道德没什么关系。这一点在东南亚和南亚有些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当法国、英国殖民政府在日军的攻击下溃败之际，当地一些自由派人士和普通百姓，对共产国际联英、联法以抗击法西斯的战略部署怎么也想不通，甚至一度欢呼民族的“解放”，出门夹道欢迎黄皮肤的日军。汪精卫在越南发表亲日理论，正是以这一情况为背景。只有当大和种族优越感演化成血腥的屠杀和掠夺之后，很多人的“亚洲梦”或者“东亚梦”才得以破灭。一次极右翼的跨国地区主义实践，最终成为这些亚洲人终身的人格耻辱，成为亚洲各国遍地焦土的灾难。
左翼的社会主义同样有过一次次跨国共同体的尝试。“工人无祖国”是社会主义的经典信条。当列宁的国际主义热情在斯大林手里被冷冻为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之后，中国人立即感到了寒意。此时的毛泽东仍然放眼天下，提出了“亚非拉”理论和“第三世界”理论。作为这一理论体系最为典型的实践，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是一个跨国革命组织。他们在广州召开会议并与中国总理共谋地区的合作与互助，在异族同志那里得到无私援助，感受到温暖的兄弟氛围。正是在这一时期，除了政府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南援，包括中国红卫兵和知青在内的志愿革命者们，也一批批跑到越南或缅甸去从事国际解放事业，甚至在那陌生的远方喋血大地。然而民族国家体制仍然是绕不过去的，人们很快就觉得“印度支那共产党”这样的大锅饭不合时宜，一旦分解为“越南”、“老挝”以及“柬埔寨”，老战友之间不久就血刃相见，在中国与越南之间，在越南与柬埔寨之间，边界冲突乃至大规模战争终于发生——其满目新坟的前线场景曾使我深感刺痛。炮声意味着：工人有祖国，现代化事业有祖国。马克思和列宁所痛恶的某种“爱国主义”终于复活。于是，当年对印度支那的国际主义无偿援助，在今天众多中国精英看来，如果不是可耻的罪恶，至少也是傻鳖和冤大头的愚行。
我在小学时参加过声援古巴的游行，在中学时到火车站参加过援越物资的搬运。我现在不再会有“输出革命”的盲从，但也并不认为当年国际主义关切本身有什么可笑，更不认为一个以邻为壑寸利必争的国家更具文明的高贵。中国人现在钱多了，但白求恩式的热情可能比以前少了。在这一点上欧洲人看来比我们强，至少很多英国人在香港回归中国时还能同中国人一起摇着小旗上街欢呼，这种“卖国”之举如果发生在中国，岂能为国人所容？进入九十年代，欧洲共同体成为超国家体制的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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