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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形成了既择关系之后，或者货币与财富之间形成了既择关系之后，改变这些关系虽然可能，却非易事——人们经常只能在陈规和习惯中权且安身。日常生活中的忌语，作为言义定择关系最僵化最神化的产物，就是这样被接受的：因为母亲不可亵渎，母亲的名谓也就不可亵渎；因为信仰是不可背叛的，信仰的习语也就不可背叛，哪怕用“上帝”来取代“真主”、用“先生”来取代“同志”、用繁体字的“派对”来取代简体字的“扎堆”，也可能引起严重的文化冲突、政治纠纷乃至血刃相见。在这个时候，名似乎就是实，事物的符号俨然就成了事物本身，成了事物的替代物和有效凭证，甚至可以成为人们对物质世界和利益关系的遥感遥控装置——话语的冲突几乎代理着人们对现实体制的重新安排。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定的情况下，白话文会成为政治，朦胧诗也会成为政治，一切新的小说形式也会成为政治。人们的价值指认可以被相应的语符暂时锁定，不得不在语言冲突中表现为固守或强攻。
连最不信任语言的禅宗，也有滔滔不绝的说教和针锋相对的辩难，可见在很多时候，语言还是有意义的，word并非时时可以脱离相应world的重力牵制，作轻浮无定的任意飘荡。
道隐“无名（言义任择关系）”与道涉“专名（言义定择关系）”各有其适用域，语言的游戏化与语言的权力化，也各有其合法性。这无非是我们观察语言时，超出具体语境之外或切入具体语境之内，会有不同的结果。在较为积极的事态里，“游戏”说可以瓦解语言的价值神话，恢复语言无限多变的空间；而“权力”说可以使语言“空心化”的狂欢适时降温，恢复人们对语言必要的价值审查和价值要求。
在谈到人类理性的时候，德国人马克斯·韦伯采用价值工具的二元模式，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做出区分。在我无能创新语符的时候（瞧，这就是作为既有语言之奴的时候），我愿意借用他这一模式，施之于有关语言的观察。语言到底是（工具）载体还是（价值）本体？我无法做出定于一端的回答，而且相信回答只能取决于人们从何种角度观察，并且把特定语言现象置于何种语境：比方把白话文置于本世纪初还是本世纪末的不同语境。我还相信，在实际生活那里，这种略嫌粗糙的两分模式还省略了很多东西，比如省略了价值的强表现及较强表现、弱表现及较弱表现等等分寸，使我们只能粗而言之。价值像是一种流体，随着现实人生的推动，在语言工具中忽多忽少，忽聚忽散，忽驻忽行，忽来忽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纷纭万状。更确切地说，语言价值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取决于语言与这些条件的结构性关联。因此，在现实及其语言表现的不断流变之中，我们永远只能靠语言去捕捉价值，又无法把价值永远存入既有的语言之网。
这样，倡导白话文也好，推崇任何一位作家的语言品格也好，可以是一时的价值义举，却不会有长久的价值专利。
人类在寻找价值的语言长途中，永远是成功的徒劳者。而这正是人类的幸运：语言总是处于垦荒和探险的状态。
1998年12月
*最初发表于2000年《唯美》杂志和境外《今天》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