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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领的小日子，然后在咖啡馆、电影院、旅游线路以及档案卷宗那里，投入同质化、准同质化、半同质化的各种虚拟与感叹——尽管感叹也有雅与俗的各种款式。他们当然可以图谋突围和反抗，甚至可以壮怀激烈地宣言和奔走，穿上印有格瓦拉、披头士、梭罗、特里萨修女一类头像的t恤衫，在各种聚光灯下气冲牛斗。但如果他们终究走不出既有的生活圈子和人生轨道，突围和反抗就只会是一堆符号游戏，不会是全心身抵押与托付，不过是以“口舌之文”冒作“心身之文”。同样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个别人也可能走出潮流与体制，爆出星光灿烂的三两个案，但一个文学新异群体的出现，一大批创作与理论几乎同时同地联袂登场相互呼应，进而推动其他艺术和学术领域持久的“文化热”，其发生概率则似乎太小。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难以重复的，显然也非大多数当事者所愿。“寻根”者的特殊资源也有限，不一定能支撑他们的文学远行。不过，走出几步与自囚禁足还是不一样。从今后远景来看，作家们被教育体制、从业模式、流行风尚等统一收编难以恒久，不会是什么“历史的终结”。新的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宗教挤压、革命推动、生态灾难等，总是会造成社会格局的重新洗牌，迟早会使某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切换人生，走向新的写作资源，包括经验资源也包括文化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寻根”是非西方世界一个幽灵，还可能在有些人那里附体和兴风作浪。美国学者亨廷顿（huntinon）所说的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还有其他有专家补充的印第安文明、印度文明等，完全可能在什么时候重获一种苏醒与激活机制，进入文学书写，甚至是大规模的文学书写，释放感觉、审美、文化的能量，与西方文明形成有效的世纪对话——上述这些文明的积蓄地至少值得抱以希望。
显然，中国八十年代的所谓“寻根”不是什么文学妙方，不过是这些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对话之一。这次对话发生在未遭深度殖民和阶级结构多变的中国，发生在世界文明版图大变之前，应该说不足为怪。
这次对话发生在尚无经济高速赶超和“国学热”的二十多年前，发生在西化浪潮独大和狂胜之际，难免各种误解与警觉。如果人们不是特别健忘，便可知“寻根”曾经几同污名，在八十年代中国遭受过两种严厉政治批评：一是来自当朝的左翼人士（如贺敬之等），指“寻根”背离了“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回到“封建主义文化”的危险动作；二是来自在野的右翼人士（如刘晓波等），指“寻根”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反动，纯属对抗全球现代化的螳臂当车。不难看出，这两种批评政治标尺有异，却分别延续了五四新文化以来“大破四旧”和“全盘西化”的两种实践，分别展现了苏俄西方和欧美西方的强势背景，透出了某种外来意识形态共同的面包味与奶酪味，显然是异中有同，甚至是一体两面。它们的联手打造了一种文明进步观，力图把本土这个话题打入遗忘。
但对话毕竟发生了，或者说开始了。
这一类对话能否丰富和提升人类的整体精神，则正在和将要考验参与者们的能耐。
说到这里，基本不涉及对“寻根”或“文化寻根”的绩效评估，更不意味着对各种文明体系做出全面价值判断。
清理该现象的三两相关条件，只是为了今后讨论多一点方便。
2009年6月
*最初发表于2009年《上海文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