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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用民主之短不少，用民主之长不多，有时未得民主之利，先得民主之弊，最终结果是损害民主的声誉，动摇人们的民主信心，窒息人们对民主的深度思考，为集权专制的复位铺垫了舆论压力。中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与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就是这样分别使军人铁腕成为当时的民心所向。从这一点看，专制僵化症与民主幼稚病是一体两面，共同阻滞了政治改革，使各种山大王和家长制至今积习难除。
丘吉尔有名言：民主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尽管集权乃至专制也能带来社会稳定，也能支持经济发展[1]，但至少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没有民主的繁荣如同白血球不足的肥体，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和管理量与日俱增，需要更灵便、更周密的信息传感系统和调控反应系统。一个官吏体系掌控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财富和财政资源，如无民众全方位的监督和制约，必滋生很多自肥性利益集团，无异于定时炸弹遍布各处，造成“矿难恐怖主义”、“药价恐怖主义”、“污染恐怖主义”一类让人应接不暇，也使体制内忙碌的消防队成为杯水车薪。另一方面，身处一个因特网和高速公路的时代，民众的知情触角已无所不及，根本不需要什么黑客手段，就能轻易穿透任何铁幕，其相应的参与、分享、当家做主等要求如未及时导入建设性的政治管网，不满情绪一旦积聚为心理高压，就可能酿成破坏性的政治风暴。事实多次证明，任何一个再成功的现代君王也总是危险四伏。当年发展经济和改善福利并不算太差劲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君，刚被英国女王授了勋章，刚被国际社会誉为改革模范，马上就死在本国同胞的乱枪之下，不能不令人深思。
只是丘吉尔的名言还可补充，即民主不仅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而且民主本身还有问题，至少还可以更好，还需要换代升级，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实现民主功能的更完善，在一个复杂世界里实现民主形态的更多样和更合用。以民主进程中后来者的身份，后发展国家缺乏传统依托，却也没有传统负担，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仅参考借鉴西方的普选制、代议制、多党制、三权制等管理经验，还可以博采本土的一切制度资源，比如君权时代的“禅让”制、“谏官”制、“揭贴”制、“封驳”权等，比如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多党参议”、“民主生活会”、“职工代表大会”等，比如改革时代的“法案公议”、“问卷民调”、“网上论坛”、“ngo参与”、“消费者维权”……这一切或多或少含有民主元素的做法，一切有助于善政的举措，都可以通过去芜存菁而得到整合与汲取，从而让人们真正放开眼界解放思想，培育出民主的本土根系，解决所谓民主“水土不服”的难题；同时也丰富和扩展民主内涵，走出有中国特色和开拓意义的民主道路，为人类政治文明建设做出独特贡献——一个文明复兴大国在追求富强的进程中理应有此抱负和责任，不可缺失制度创新的智慧。
几年前，笔者遇到一位瑞典籍学者兼欧盟官员。他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更是一种交往习俗和生活方式。他引导笔者走进一座旧楼，参观他们主办的妇女手工活培训班、职工读书沙龙，还有社区青年的环保画展，说这都是很重要的民主。因为分裂而孤独的个人“原子”状态就正是专制的理想条件，人们只有经常在一个共同体内交流、参与以及分享，才可能增强民主的意识与能力，才可能有民意的形成、成熟以及表达，包括尽可能消解某些误导性宣传。在他看来，欧盟民主的希望与其说在于电视里某些政治秀，不如说更在于这些老百姓脸上越来越开朗而且自信的表情——他和他的同道正为此争取更多的预算、义工以及跨国性讨论。
这是一个满头银发的长者。
可惜我的几个中国同行者听不懂他的话，对捞什子手工活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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