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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因非”、“法无定法”一类说法，在文化原理上一脉相承。在他们看来，以道驭理，谓之“道理”；然而道可道，非常道，总是充满着辩证的多义指涉，很难孤立地、绝对地、静止地定义求解，因此上述词语无非是实现一种八卦图式的阴阳统筹，以中庸、中道、中观之法协调相关经验——这几乎是中国人不假思索就可接受的修辞方法。包括一些借道日译而产生的译词，也仍然顺从这种修辞惯性。
与这种语言相区别，很多西方语言文字呈现出某种词义原子化和单链化趋向——虽然也有复词和词组，也可表达兼义，但单词大多单义，单词贵在单义，单义词库日益坐大，为人们的线性形式逻辑提供了最好舞台。古希腊哲学求公理之真，是一元论的，习惯于非此即彼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基督教倡救赎之爱，是一神论的，习惯于非我必邪的争辩、指控、裁判以及战争。它们都免不了追求词义的精纯和逻辑的严密，甚至都有一种几何学的味道，长于理法推演，志在绝对普世，因此不管是来自雅典的“格理致知”还是来自耶路撒冷的“格理致爱”，两相呼应，一路穷究，都是要打造永恒的、不变的、孤立的神圣天理[1]。在这一过程中，真实（true）高于事实（fact），因逻辑推演而身份高贵，以至fact一词迟至十六世纪才伴随各种外来的物产和知识进入欧洲词汇[2]。同是在这一过程中，对抽象的再抽象，对演绎的再演绎，使他们产出了不少“格理”而不是“格物”的语言，理法优先而不是经验优先的符号工具，诸如being,nonbeing,otherness,sameness,nothingness,thing-hood,for-itself-ness……让汉译者们一看就头大，真是要译出高血压和精神病来。显而易见，这种语言确保了精密，营构了形而上的天国，却忽略了活态实践中太多的半精密、准精密、非精密以及无法精密。
两种主流文化传统都经历过自我反思。很多西方人曾不满意理法霸权，很多中国人也曾不满意经验霸权。欧洲就有过质疑逻辑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强大声浪。中国学人也对本土文化传统中的含混、虚玄、圆滑、散乱、空洞、实用投机等等有过激烈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也萌生追求文理精密的冲动，包括对很多兼义词实行悄悄改造，以适应形式逻辑的需要。比如当今的“国家”实际上是指国，与家没有太多关系，兼义变成了偏义——科学家、法学家、神学家不正是需要这种精密的语言吗？现代社会不正是需要这种言说的明确无误吗？不过，这种语言的改造运动力有所限。改造后的“国家”一词仍然兼有国土（country）、国族（nation）、国政组织（state）等义，很遗憾，还是涉嫌混沌甚至混乱，在很多西方人士看来仍未达标。更重要的是，兼义复词在汉语中仍是浩如烟海，构成了深入改造的难点。比如“情理”就很难由兼转偏，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任何事情必须办得入情入理，二者不可偏废，所以“情理”必须是一个词，是一回事，不可切分为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闹出一个“情理主义”，肯定被很多西方人视为双头的怪胎；如果分解出“情感主义”和“理智主义”，大多中国人又肯定觉得弄巧成拙，活生生地把一个人分尸两段。
双方碰到这一类词语还是难办，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大致心会，留下各种文化之间不可通约的余数。
不仅“情理主义”说不通，“标本主义”、“刚柔主义”、“知行主义”等也肯定不像人话。这证明大多中国人处理标与本、刚与柔、知与行之类问题，还是顽强坚持和持久怀念一种整合、互补、兼济、并举的态度，不大承认词素之间的各不相干，更不乐意在价值取向上挑边押注。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语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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