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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会形态诚然有主要特征，但这种特征是表还是里，是果还是因，是相对甲还是相对乙而言，也常被人们粗心对待，于是“主义”的单色标签常常过分放大某些信号而删除其他信号，聚光某些因素而遮蔽其他因素，很容易把事物简单化，甚至混乱化。十九世纪的俄国和美国都冒出资本家，又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奴隶，那么对这种资本加奴隶的共生体拦腰下刀，将其命名为“资本主义”而非“奴隶主义”，用“主义”削足适履，似乎并无充足理由。另一个例子是：古代中国确有近似欧洲的采邑、藩镇、领主、封臣等“封建”现象，但也有中央官僚集权漫长历史，有文明国家体制的早熟迹象，与欧洲的情况大有区别。漠视这种区别，把大分裂的欧洲等同于大一统的中国，进而等同于集体村社制多见的印度和俄国，用一个大得没边的“封建主义”帽子打发纷繁各异的千年人类史，打发宗族、帮会、教门、官僚等各种权力形态，也显得过于粗糙。显然，“封建”一词在多数情况下大而不当；谈“封建”更不一定意味着到处颁发“封建主义”。一旦竖起主义大旗，有些问题倒可能让人越辩越晕，越辩越累，越辩越怒目相向，直到离真理更远。
主义之争，至少一大半是利少弊多。据恩格斯说，马克思先后五次否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见诸中文版《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85页，第二十一卷541页附录，第三十七卷432页，第三十七卷446页，第二十二卷81页——看来马克思早已嗅出了主义的危险，不满思想的标签化。
邓小平多年前提出“不争论”，也一定是有感于“姓社”与“姓资”的主义之辩不过是麻烦制造者，是妨碍大局的乱源。这种闭嘴令，算是没办法的办法，是纸上主义都不够用和不合用的时候，舍名求实的一时方便。
两个主义已经够折腾人了。如果把西方成千上万的主义都引入东土，从费边主义到萨特主义，从修正主义到保守主义，从货币主义到福利主义，从达达主义到天体主义……这些高分贝理论尖声一齐登场，诚然热闹，诚然让人开眼，诚然让学者们业务兴隆并且接轨西方，但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来说，倒可能有多歧亡羊之虞。更重要的是，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主义”式的一刀切、一根筋、一条路走到黑，其本身有多少智慧可言？一种疗救社会的综合方案，随机应变和因势利导的全部实践智慧，如何能装入一两个单色标签里去？身边的事实是，如果中国人要市场但少一点“市场主义”的狂热，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也许可以少走点弯路？如果美国人要资本但少一点“资本主义”的偏执，他们也不至于对金融资本失去节制，一头栽进二〇〇八年的金融风暴吧？
“主义”一次次成为制动闸失灵的思想，越出了正常的边界。
思想与文字的一体两面
近百年来，一批热衷于西学的中国新派精英确有革新之功，但谭嗣同、刘半农、钱玄同、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都曾力主废除汉字，甚至有人主张全民改说法语，差一点闹到了“凡中必反”与“凡旧必弃”的激进程度。不过这一革新幸好夭折，使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下面的问题。
中国人以前不说“主义”和“化”，大概与所用的语言文字有关。在论及人文话题时，中文少单词，多复词；少单义型单词，多兼义型复词，比如大国小家合之为“国家”，公道私德合之为“道德”，内因外缘合之为“因缘”，活情死理合之为“情理”……这一类复词如双核芯片，应付两面，布下活局，对关联事物实行综合平衡和动态管理。作为先贤们“格物致知”的语言特产，这类词长于兼容和整合，长于知其一还知其二，连很多含义对立的事项也常常在中文里组合成词（东西、利害，痛快，褒贬等），几乎都难准确西译。这与中国古人喜欢“利弊互生”、“福祸相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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