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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在《以赛亚书》里把“穷人”视若宠儿，一心让陌生人受到欢迎，让饥民吃饱肚子。他在同一本书里还讨厌燔祭和集会，却要求信奉者“寻求公平，解放受欺压者，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也强调：“世上的神，选择了最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种视天下受苦人为自家骨肉的情怀，以及相应的慈善制度，既是一种伦理，差不多也是一种政纲。这与儒家常有的圣王一体，与亚里士多德将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都甚为接近；与后来某些宗教更醉心于永恒（道教）、智慧（佛教）、成功（福音派）等等，则形成了侧重点的差别。
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也不乏西哲的同道。《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称“王者以民为天”。《左传》称“夫民，神之主也”。而《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也明显含有关切民众的天道观。稍有区别的是，中国先贤们不语“怪力乱神”，不大习惯人格化、传奇化、神话化的赎救故事，因此最终没有走向神学。虽然也有“不愧屋漏”或“举头神明”（见《诗经》等）之类玄语，但对人们头顶上的天意、天命、天道一直语焉不详，或搁置不论。在这里，如果说西方的“天赋人权”具有神学背景，是宗教化的；中国的“奉民若天”则是玄学话语，具有半宗教、软宗教的品格。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道德核心，其“上帝”也好，“天道”也好，与“人民”均为一体两面，不过是道德的神学符号或玄学符号，是精神工程的形象标识，一种方便于流传和教化的代指。
想想看，在没有现代科学和教育普及的时代，他们的大众传播事业又能有什么招？
四
“上帝死了”，是尼采在十九世纪的判断。但上帝这一符号所聚含的人民情怀，在神学动摇之后并未立即断流，而是进入一种隐形的延续。如果人们注意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多出自僧侣群体，然后从卢梭的“公民宗教”中体会出宗教的世俗化转向，再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听到“天国”的意味，从“无产阶级”礼赞中读到“弥赛亚”“特选子民”的意味，甚至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蓝图，嗅出教堂里平均分配的面包香和菜汤香，嗅出土地和商社的教产公有制，大概都不足为怪。这与毛泽东强调“为人民服务”，宣称“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见《毛泽东选集》），同样具有历史性——毛及其同辈志士不过是“奉民若天”这一古老道统的现代传人。
这样，尼采说的上帝之死，其实只死了一半。换句话说，只要“人民”未死，只要“人民”、“穷人”、“无产者”这些概念还闪耀神圣光辉，世界上就仍有潜在的大价值和大理想，传统道德就保住了基本盘，至多是改换了一下包装，比方由一种前科学的“上帝”或“天道”，通过一系列语词转换，蜕变为后神学或后玄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事实上，共产主义早期事业一直是充满道德激情、甚至是宗教感的，曾展现出一幅幅圣战的图景。团结起来投入“最后的斗争”，《国际歌》里的这一句相当于《圣经》里lastday（最后的日子），迸放着大同世界已近在咫尺的感觉，苦难史将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很多后人难以想象的那些赴汤蹈火、舍身就义、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先人后己、道不拾遗，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是一两代人入骨的亲历性记忆。他们内心中燃烧的道德理想，来自几千年历史深处的雅典、耶路撒冷以及丰镐和洛邑，曾经一度沉寂和蓄藏，但凭借现代人对理性和科学的自信，居然复活为一种政治狂飙，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呼啸了百多年，大概是历史上少见的一幕。
问题是“人民”是否也会走下神坛？或者说，人民之死是否才是上帝之死的最终完成？或者说，人民之死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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