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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结果一），从而很好地表现生活（结果二）。”这种推理通常说来没什么不可。如同人们说水受热而升温到摄氏一百度（原因），就会蒸发（结果一），就会使蒸汽冲开壶盖（结果二）。但在精确分析之下，描述就还需要补充。众所周知：水的蒸发还依赖特定的大气压力及水纯度等等，这些因素又牵涉到后面更复杂的因果网络。而作者呢，如果不具备其他条件——比方有丰富的生活感受，有联系实际运用理论的能力，有良好的艺术直觉和文学技巧，那么他纵然有一肚子好理论，也不一定能很好地认识和表现生活。从逻辑上说，要解释一种必然结果，须确定全部原因亦即全称条件，这样做太困难。因此通常对因果的描述，尤其是对一因一果的描述，带有一种近似性、概然性。大由此不难理解，在复杂的文学天地里，理论家与思想家之间，思想家与文学家之间，不是严格的互等。应该承认，理论素养高的作者可能塑造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理论素养低的作者不一定避免概念化和图解化。同时也应该承认，理论素养高的作者，不一定不走概念化和图解化的道路；理论素养低的作者，不一定就不能塑造出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从一部文学史中找出这两方面的例证都不难。这些不确定联系，说明有多种概然因果关系在交织着起作用。作者创造艺术形象，有的主要靠生活感受触发（当然不是完全脱离理论）；有的主要靠正确理论启迪（当然不是完全脱离生活）。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旁人对这种多因一果和主因各别的复杂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结出各种侧重点不同的命题，其实都有真理成分，都值得我们考究和利用。
三、用不断发展的眼光，看真理的局限性。王蒙有一个好观点：“最好最公认的文学规律，也有例外。”不能因此而否定规律的作用，也不能不容许有例外。正确的理论总会碰到它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纯属正常。王蒙的疏忽之处在于，规律所不能概括的“例外”，不会是脱离了一般的特殊，不会是无规律和超规律的怪物，不过是寓含着某种人们尚未认识的规律罢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例外就是未知规律的呈现，更应受到重视。对它的无知和欲知，常常是认识发展的可贵起点。在辩证法看来，理论有普遍意义，方能体现真理的绝对性；理论的效用局限，方能体现真理的相对性。如此两分，才是正确的真理观。我们常说作者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才能较好地认识和表现生活。但屠格涅夫理论素养并不很高，思想也远不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那样进步和深刻，他的作品却比《怎么办》和《谁之罪》更获佳评。曹禺写作《雷雨》时，也没有得益于理论，后来人们概括作品的主题思想，他甚至还感到奇怪哩。我们又常说，好作品总是被多数读者喜欢的，从发展观点来说“曲高”必然能“和众”。但李贺的诗，奇奇怪怪，至今也不见得“和众”。鲁迅的《野草》，相对《呐喊》来说，恐怕也显得有点“和寡”。可是，要是没有《雷雨》和《野草》，要是没有屠格涅夫和李贺，大家不会有一点遗憾吗？
种种例外说明：一个作者的经验，不见得完全适用于另一个作者；同一个作者写这一篇或这一段的经验，在写下一篇或下一段时可能不“通用”，可能被“证伪”。真理探求者不会为此悲观沮丧，或者无所作为，抱怨于天。像钱念孙勇敢捍卫的那些正题，人们承认它们是前人实践的科学总结，在主体认识不断趋向和逼近客体实在的无限过程中，它们代表了重要的方面，是应该继承，应该研究，应该推行应用的。它们在今天和明天还大有作为。但正如古人说：“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对待那些命题，也应该知其“短”，知其“适用域”有限的一面，才能更好地把握和发展它。好比载舟覆舟——知水害方能得水利，知水之不能才能用水之所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局限”造就了巨匠和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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