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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实验。事实上，正是在欧洲发生的这一进程，激发或者复活着地球这一边诸多“中华经济圈”、“东南亚共同体”、“东亚共同体”之类的想象，而著名的捷克自由派总统哈维尔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他“民族国家消亡”说的政治抒情。
我们有理由相信，统一的欧洲，在银行、海关、部分防务及部分外交等方面准国家化的欧洲，在融合欧洲民族国家裂痕方面，在推动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确有伟大的前景。但一九九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冷冷地说过：“如果统一的欧洲对我作为一个小国的公民不感兴趣，那么我对这样一个统一的欧洲也不感兴趣。”类似这样的不和谐音，在葡萄牙、荷兰、丹麦等一些国家，在感到民族语言文化、经济利益受到忽视和损害的弱势群体那里并不少见。这当然还只是内部的情况。在这个共同体的外部呢？正是这个共同体不顾内部的激烈争议，用导弹和战机使俄罗斯日益不安，用狂轰滥炸使南斯拉夫半废墟化——而南斯拉夫本身也几乎是个微缩共同体，作为东欧地区市场经济昨日的先行者和优等生，这个多主体联盟，由民选总统剥夺了科索沃阿族的自治权，战乱所造成的难民潮更使整个欧洲恐惧。
白永瑞展望的“东亚”和“亚洲”，是比这些共同体更好的“东亚”和“亚洲”么？
冷战已经结束，市场经济释放着新一轮活力，这被看作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大举光复，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麻烦和动乱，那也总是被很多人描述为对资本主义人间正道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些人看来，只有政治集权和计划经济才意味着极端民族主义，才意味着侵略和战争，而这种旧症唯有“自由主义”的一帖良药才可以救治。这样的看法有苏联在阿富汗和捷克的行迹为证，但还是过于笼统，也过于乐观和时髦。他们忘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国家之间爆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恰恰是实行民主选举制的德国以及“维新”成功的日本，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以及“维新”失败的中国。这样的文字虚构也无法与我的个人经验接轨。我曾经去过东南亚、南亚等一些周边较穷的国家。有意思的是，我的某些同行者无论在国境这边是如何崇拜自由和民主，如何热爱西方体制并且愿意拥抱全世界，但只要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只要目睹邻国的贫穷与混乱，他们就不无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傲慢和幸灾乐祸——非我族类的一切都让他们看不上眼。
我相信，他们一直声言要拥抱的全世界不过是曼哈顿，一定不包括眼前这些“劣等”、“愚顽”的民族；如果现在给他们一支军队，他们完全有可能有殖民者的八面威风。
在富人面前套近乎和讲团结，然后在穷人面前摆架子和分高下，这当然没有什么难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算不上什么民族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只能指称那些居然对抗现代文明潮流的行为，那些居然冲着西方发达国家闹别扭的行为，包括挨了导弹以后跑到人家大使馆前示威的行为——似乎民族主义的示威比自由主义的导弹更加危险。不难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近年来学界风行一时的“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似乎“救亡”曾耽误了“启蒙”，而“启蒙”就一定得忌言“救亡”。我不能说这种叙事纯属阴谋搅局，也愿意相信这种叙事有一定的有效范围。但面对这些艰难的概念工程，我更愿意听一听越南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说青年们在抗议美国入侵的时候高呼口号：“美国佬滚回去！”但接下来的一句是：“把我们也捎上！”
这一显然出自虚构的政治笑话得以流传，当然是因为它揭破了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的真实心态，揭破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暗中转换——它们看似两个面孔而实则一个主义，常常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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