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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这么大一支代表团,运动员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经费。无论哪个时代,没钱都是不好办事的。然而从一开始,对于这只浩荡之师的经费,官方就比较模棱两可。
首先,组织出征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成立于1924年,其实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在当时却一定程度上担当着体育主管部门的角色,当时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如各省份加上海外新加坡、东印度群岛等一起参加的“全国运动会“,都是由体协出面组织的。1931年,体协正式被国际奥委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奥委会”。当第11届奥运会的主办权确定给了柏林后,国际奥委会便致信体协,邀请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可体协毕竟只是一个民间组织,他的很多行为都没跟蒋校长的国民政府通气,自一开始就没得到上头的全力支持。
不过,“奥运第一人“在洛杉矶的经历却成为一个契机,刘长春的奥运之行虽然很不成功,但是国人对奥运会的关注度却大大提高了。大家发现体育比赛对凝聚民族精神有巨大作用——比如在亚洲不败的足球与篮球。另一方面,这次奥运会在德国举办,此时正是中德关系的蜜月期,德国对中国军事上的帮助与合作非常密切,像是构建对日防线等,老蒋甚至把二儿子都派到德国学习。所以国民政府一改往昔的冷漠态度,对本届奥运会热情还挺高。1934年8月3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临时董事会讨论参加“第11届世界运动会”,政府老二汪精卫还亲自出席了体协的会议,会上汪精卫表示,政府将竭力支持参与奥运会。此时,老汪先生还不是曲线救国的大汉奸头子,大家都很相信他,可他的话虽然说得漂亮,但当体协将预算报告递到行政院时,国民政府还是掉链子了。
体协虽然非官方,可办起事还是非常认真靠谱的,预算做得非常细致,大到运动员的训练费,代表团往返柏林的船票、火车票,小到团员们在德期间的零花钱、给车船服务员的小费,全都包含在内。所需要的经费大概在十七八万法币之间。可是后来,原定的90到100人的代表团,最后却猛增到141人(按照一些观点是,不知道为啥强行塞进去将近40人、去德国的“公费旅游团“)人数一下增加了三分之一,预算无论如何也不够。行政院并不管这套,大笔一挥只批了17万,其余的缺额让体协自己想办法。体协又没毛线的收入,只能干瞪眼。眼看出发在即,体协只能四处“化缘”。要说蒋校长完全没给支持也是不对的,当体协把告急信递到了蒋的办公桌上,老蒋从自己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3000元。好吧,少是少了点,不过看委员长带头儿捐款,还是有一点点宣传作用的,最终体协共收到国内国外捐款4万多元。不过这些也还是不够,出征奥运所缺资金远远不止这几万元。
最终站出来的那个人是李惠堂和他的队友们。他表示,足球队可以下南洋卖艺来补贴球队以及其他项目运动员的出行经费——这就是陆逐虎与大家一路征战的由来了。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陆逐虎一行人走了6个国家(按当时来说是4个),已经踢完的26场球,取得23胜3平的成绩,赚了20多万港币的路费,因为有陆逐虎的加入,比历史上还更早一些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同时还顺带着让南洋各国的华侨们扬眉吐气了一把。当真金白银到手时,大家都觉得一路上吃的苦都是完全值得的。球队上下决定给国内汇去了10万港币的路费——已经超出了原本的承诺了,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柏林之行充满期待。
结果这时候,球队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尽管按常理来说,他与大家都比较熟悉,应当很受欢迎才对。
来人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干事,也是前国家队门将,最开始负责遴选本届球员的周家骐。
“听说李队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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