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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年）二月，苻丕攻克襄阳，俘获晋将朱序，与为秦军内应的李伯护，一同被送往长安。
此时在洛阳以东战线，彭超率兖州兵进攻徐州，苻重之乱已经消弭，自关中、河洛、襄阳出发的数万后续部队即将先后会师淮北，毛当、毛盛所率骑兵一度进至与建康隔江相对的堂邑，饮马江北。
形势一片大好之下，苻坚不仅对入朝的襄阳名士习凿齿，颇为轻慢的以“半人”相称，还以降将李伯护不忠，杀之示众，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大约半年后，彭超所部近十万军队会在淮南被谢玄率北府军大败。
将习凿齿礼遇至长安见面后，苻坚在给各地方镇的文书中，以其跛足称为半个才士。不管是玩笑也罢，绝其叛秦归晋的后路也罢，在习凿齿的角度来看，苻坚的行为已经称得上是冒犯、不尊重。
这又涉及到南、北不同的习俗以及地域歧视，比如东晋建立之初，王导为子侄向吴郡陆氏请婚，以期通过联姻南方士族，从而打开缺口，却被陆玩拒绝。之后陆玩拜访王导，王导以酪饮招待，事后陆玩上吐下泻，在给王导的回信中说：“仆虽吴人，几为伧鬼。”
这差不多是对着和尚骂贼秃了，其中固然有陆玩的性格使然，但当时的背景，南姓北姓相互攻击，北伧南貉之类的歧视性蔑称十分寻常，而习俗上的差异更是加重了这种对立。
随着南乡、顺阳、穰、邓、新野、樊城、宛城、襄阳、西城等地相继落入前秦之手，出武关的秦军可以入丹水过武当、均口，再入汉水过酂、阴，直抵襄阳，更可自襄阳以西绕过晋军在襄阳以南的岘山防线，经秦巴古道威胁巴东毛穆之父子所部晋军腹背。
不久后，前秦兵势顺汉水而下，自襄阳向周边扩张，威胁当阳、江陵。
下岘的桓戎经凤林关撤往乐乡，取道竞陵石城前往江夏安陆，与同样因失地被免官的杨亮会合。
原本救援襄阳却始终在外围逡巡不进的刘波，则是率部自宜城、当阳，退还江陵，但因为人心浮动，导致军士、民众逃散，只能龟缩不出，任由城外秩序失控。
位于巴东鱼复的毛穆之若非凭借险峭的地势，被秦军从东面的夷陵、西面的垫江首尾包夹，几乎成为孤军。
而桓冲依旧在上明聚众自守，一副待时而动的样子，实则割据一方，坐观成败。
早在襄阳失陷之前，朱序因为桓冲的援军始终不至，这才屡屡亲自带兵出城反击，以提振守军士气，困守近一年时间，他并非毫无怨言。李伯护的背叛，朱序初时尚觉愤慨，但稍过些时日，作为俘虏来到长安后，又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至少对东晋算是个交代，也没有累及老母、妻儿。朱序心中有亲情牵挂，对前秦不合作，但也不反抗，而李伯护的死让他兔死狐悲，生出逃亡之意。
前秦军队围攻襄阳几乎一整年，而当时的荆州本就接连爆发水、旱、时疫等灾害，面对秦军入境的军事压力，接掌荆州的桓冲主动放弃江陵，移镇到上明。
而桓冲自从入镇荆州，就以抵御秦军为名，除了向建康索要军粮，还于各地大肆征集丁壮、粮秣，东晋治下的大半个荆州都失去原有秩序，平民得不到有效赈恤，因饥饿逃离聚落流亡，为求活沦为盗匪，更将时疫传播开来。
要知道自桓温伐蜀，桓氏兄弟接连掌握荆州已三十载有余，可以说是其势力的大后方和根基所在，桓冲之所以如此作为，显然是面对前秦的军事压力，并没有必胜把握，哪怕将荆州彻底败坏，也不惜代价，一切都以扩充自身实力为先。
李伯护被杀后，不仅习凿齿称疾还乡，朱序也寻机出逃，想要趁着苻重叛乱平息后，河洛一带各处关卡将佐调换造成的疏漏，取道洛、许，逃去仍在东晋控制下的淮阳。
结果潼关、函谷关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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