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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释道安所代表的北方沙门势力，在北方胡人政权和东晋朝廷中，虽然更倾向于后者，但出于自身利益在南渡后难以得到保证，在暂时观望天下形势的同时，又跟各方势力保持不同程度的妥协、合作。得以在秦、燕、晋短暂相持的这段时期内，成为各方出于不同目的，而争相拉拢的对象。
最关键的是，燕国的统治政策严重侵犯了这些次级士族和庶族的利益，佛图澄依托后赵建寺近九百所，即便受石勒、石虎重视，但落实到各州郡出钱出力还要靠这些人，释道安这些师事佛图澄的中土名僧也大多出身这些家族。佛图澄就好比一个百年老字号招牌，没道理说佛图澄一死，就让这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招牌倒了，释道安作为师事佛图澄的弟子中名气最响亮者，自然也就接手了这摊子势力，继续作为这些家族的代言人。
释道安带着大批通晓儒学、佛法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多为官宦子弟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先是居住在地处嵩山起脉洛阳西南的陆浑，洛阳被燕军攻克后又南下襄阳，要是能够投靠燕国哪还用费这劲。
这些人背后的家族想要南渡避乱，也不愿意在东晋江北防线上当炮灰，目的地是相对安稳的江南。各自还有众多依附人口，不仅渴望获得大量田宅，还希望出仕高位庇护家族，这些诉求全都与掌握江左政权的权贵利益相冲突。
而在东晋政权这边，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皇室与权臣，权臣士族内部，南渡士族与本地士族，顶级士族与次级士族，士族与庶族。
尽管有这么复杂的利益冲突，但这些人都同属东晋这家公司，在他们的认知中只是为占股多寡讨价还价而已。桓温却是不断吞并，在成为大股东后仍不满足，不仅要当董事长还想借壳上市将公司变为私有，于是其他股东被迫暂时缓和矛盾，桓温也就成了众矢之的。
晋太和四年（369年）三月，桓温第三次北伐出兵前，邀请徐兖二州刺史郗愔、豫州刺史袁真、江州刺史桓冲一同出兵。
郗愔是晋太和二年（367年）因庾希救援高平及鲁郡不力被弹劾免职后受桓温推荐，桓温所觊觎的是郗愔部下军队，这些流民帅军队是郗愔的父亲郗鉴镇京口时所组建，就是后来的北府兵前身。
全然不知桓温谋算的郗愔回信，表示愿意与桓温共辅晋室一同出兵，郗愔长子郗超是桓温谋主，早就知道桓温心思，于是截获原信毁掉，另外伪造一封信件给桓温。郗超在信中以父亲郗愔名义，借口年老多病将乞骸骨，劝桓温并领徐兖二州。桓温得信大喜，当即改任郗愔为会稽内史，自己兼任徐兖二州刺史，将郗愔部下军队吞并。
郗超进入桓温幕府，是在晋永和四年（348年），桓温因平蜀之功进位征西大将军时。而习凿齿因江夏相袁乔多次在桓温面前夸奖其才干，在晋永和二年（346年）就被升迁为西曹主簿，到晋永和十二年（356年）故意激怒桓温去刚收复的荥阳担任太守前已是别驾，无论随军还是留守都执掌机要。
晋升平四年（360年），谢安应桓温之邀任其司马，谢安早知桓温野心，此举乃是另有目的。
因为两年前（358年），先是豫州刺史谢奕（谢安长兄）病逝，谢万（谢安弟弟）升任豫州刺史。次年（359年），谢万与郗昙（郗愔之弟）兵分两路北伐燕国，谢万率军入涡颍准备支援洛阳，郗昙因病退回彭城，谢万却误以为郗昙是因燕军兵强而退，于是仓促下令撤退，导致士卒自行溃败，许昌、颍川、谯郡、沛郡等郡县也相继陷落，单骑狼狈逃还的谢万被废为庶人。
对于王、谢这些高门，司马氏皇族是既利用又防备，碰上谢万大败这事，正好顺势削弱。谢氏的权势因此受到严重威胁，已近四十岁的谢安自然没法再优哉游哉的高卧东山，他入桓温帐下其实是胁迫朝廷重用谢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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