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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建元6年），御史大夫韩安国与大行王恢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仍决定继续执行前辈所制定的防御战略与和亲政策。公元前133年春，再次召集群臣就对匈奴的和、战问题进行了廷议，才决定改变四代先帝奉行的防御战略与和亲政策，对匈奴实行战略反击。随后，汉武帝便出动了30余万大军，进行了旨在伏歼匈奴主力的马邑之战，揭开了战略反击的序幕。经过15年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武帝晚年，由于连年战争，国力大耗，人民疲苦不堪；而匈奴在漠北决战之后经过16年养息士马，战力已有复苏。那时，汉王朝本应持重待机，武帝却仍然采取有侵必反的方针，在作战力量的动用上也几有失当，加之缺乏名将和战马，以致屡遭失败。例如，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2年），武帝遣李陵率步兵5000，孤军出塞数千里至浚稽山（阿尔泰山中段）趋战，被匈奴3万骑兵包围。汉军步兵与6倍于已的匈奴骑兵作战，当然只有失败之一途。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汉武帝，对于这次战争没有慎重地算计于庙堂，这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失策。当时老将路博德曾提出：“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争”，但武
帝却怒而不纳，结果损失4500余名荆楚勇士，本来可以担当重任的战将李陵也做了匈奴的俘虏。
兵久而国不利，穷兵黩武者亡，这是历史所反复证明了一的一条规律。在战略决策上要持重慎密的问题，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认真加以对待的。
3.战争充满谋略的较量，必须注重兵书战策的研究，才能在斗智场上高敌一筹。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谋略的较量。纵观汉匈战争的全过程，汉王朝的谋略水平明显高于匈奴，这是汉胜匈奴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王朝着力于伐谋伐交，力图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平城被围，用陈平秘计，重贿冒顿单于阏氏（皇后），说汉高祖正派人选绝色美女送单于，阏氏怕单于得美人而失宠，遂力劝单于解围，高祖得脱，保存了实力。文帝、景帝时，汉王朝虽然采取和亲政策，但仍以重兵驻屯北部边境，以威慑匈奴。武帝时，以军事打击与战略威慑交替运用，取得了巨大的战略效益。公元前110年，武帝为震慑匈奴，亲率12将军18万骑兵，经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直至朔方、北河，并遣使告单于说：能战即来战，不能战就速来称臣降服。单于受到巨大震慑，失气而不敢出战。此后7年间，北部边境无战事。
在汉匈战争中，汉王朝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联络西域各国牵制或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3年），武帝派张骞率100余人出使西域，加强了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元封6年），汉王朝以宗室女细君远嫁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断匈奴右臂”。细君死后，汉又以宗室女解忧和亲，使乌孙成为箝制匈奴的重要力量。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3年），汉遣五将军率16万骑兵，乌孙也发5万骑兵，共击匈奴，取得了对匈战争的最后胜利。汉军在战争中巧用智谋，出其不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匈奴贪于虏掠，入侵以抢夺财物、男女人口为目的，常以肥饶地区和城邑为攻击目标，汉军则采取利而诱之的计谋打击对方。在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中，汉军针对匈奴后方补给困难的弱点，以迂为直，沿黄河西进，从侧后攻击匈奴，一举收复了黄河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在公元前124年的朔方、高阙之战中，卫青针对匈奴右贤王自恃兵强，囿于昼间常规战法的弱点，于夜间乘其疏于戒备，神速出击，一举歼灭其主力。在漠北大战中，汉军利用匈奴“汉军不敢越大漠作战”的心理定势，果断越漠出击，大获全胜。
汉军在谋略上高敌一筹，不是偶然的。早在汉王朝建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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