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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的亲戚,你也许从未从他那里沾过光,甚至他都不记得你是谁了,但皇帝诛他九族的时候,却总是记起你。
正史分析历史上大事件的起因,一般都是旁征博引,从大到历史背景,小到宫廷秘事等角度分析。分析结果看起来比较合情合理,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最高统治者不为人知的情绪变化,可能才是这些事件最大的起因。
拓跋焘杀崔浩后不久,北巡阴山,得知北魏宣城公李孝伯病世,拓跋焘感慨:“李宣城可惜!”
既而又纠正:“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此时,拓跋焘对诛杀崔浩已显悔意,应该是从遭受臧质尿黄大曲之辱的暴怒情绪中平静下来了。然而,这种悔意能有多深、多重?不得而知。
十几年前,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所在单位组织的去某名山的考察学习活动。上山后,考察学习活动轻松愉快。某天清晨,当笔者漫步在会议旧址纪念馆门前时,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那次轰动全国的会议。
会议本来是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白天开会晚上跳舞,没有一点紧张气氛的“神仙会”,为何十几天后突然变成了一次批判会?在大家心照不宣的把这次大会当成拖家带口来放松心情的神仙会时,倔强如牛的你一封不合时宜、破坏气氛的“x言书”……
当然,这些只是个人骑着思想的野马的一次信缰漫游,没有任何一点不尊重正史的意思,就此事件的发生原因,当然还是以正史记载为准。
但是老王认为,封建时代的帝王,注意,说的是封建时代的帝王啊,可以为消除对皇权的威胁杀任何人,如刘邦、朱元璋;可以为证明自己篡位或复辟的正确、正统而杀任何人,如明英宗杀于谦;也可以为皇权的脸面而杀任何人,如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的后代;甚至可以为了自己一点点小情绪的宣泄而杀任何人,如拓跋焘之于崔浩。一切封建独裁的王朝,皆可消灭掉,不必看史怜古人。现在我们看所谓古代的正史剧看的津津有味,其实,真正的历史看的人脊背发凉。
拓跋焘在国史之狱事件中又一次大开杀戒,但一个人却幸免于难,他就是《国书》的副主编、中书侍郎高允。
崔浩要把国记刻成碑林,高允是反对的,但事发后高允照样也在被捕之列。
因高允曾经当过太子拓跋晃的老师,拓跋晃有意保护他。在崔浩被捕的当夜,拓跋晃把高允招进宫过夜,第二天一早带他去见拓跋焘,当时高允还不知道崔浩被捕。
到了宫门口,拓跋晃提前嘱咐高允:一会儿见到皇上,凡事听我的,皇上如果问话,你只要依我话回答就是。
见到拓跋焘,拓跋晃抢先一步:高允平时做事谨小慎微,国记的事情都是崔浩决定的,请陛下免高允一死。
高允这才知道---崔浩出事了。
拓跋焘问高允:国记都是崔浩写的吗?
这不废话嘛,明知故问,崔浩一个人能写这么多?高允如实回道:其中的《太祖记》是着作郎邓渊写的,《先帝记》、《今记》是我和崔司徒共同写的。
如果高允只说这句话,那只是证明他知道拓跋焘是明知故问,故只能如实回答。那么后面这句话,就能充分证明高允刚正不阿的品格了。
高允接着说:但崔浩的公务繁忙,只是国记的总编,具体撰写的工作我比崔浩干的还多。
拓跋焘勃然色变:这么说,你的罪超过崔浩,岂能饶你!
拓跋晃慌忙替高允辩解:高允一时吓糊涂了,语无伦次。我刚才问过他,他说都是崔浩写的。
拓跋焘问高允:真如太子所言?
高允回道:臣罪当诛,但不敢说假话,太子念在臣给其当过老师的面上,想救臣一命。刚才太子不曾问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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